邓小平政治遗嘱录音传达到政治局委员一级和军队大军区正职一级 遗嘱最关键内容曝光 两高官劝江泽民发动台海战争从而继续掌握党军最高权力 被胡锦涛法办 中南海不可告人的秘密_289

中国流亡作家、法学家、前北京大学教授袁红冰在其著作《台湾大劫难》中披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就曾在中共内部的秘密会议上和中共公开发布的文件上宣示，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只是由于八九年六四惨案，使中共和邓小平个人受到政治的重创，十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计划才被搁置。


书中披露，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转瞬间便在人民大起义中冰消雪化，中共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础也在六四事件中彻底崩溃——新的中共官僚集团是在这样极端危险的政治状况下走上权力之巅。

恰在几乎同一个历史时期，台湾挣脱威权政治的阴影，走上自由民主进程。台湾实现自由民主的意义远远超过台湾本身。中共新官僚集团意识到，台湾民主化在十五亿大陆民众中的政治示范和政治召唤效应，已经构成对中共极权专制的致命而急迫的政治威胁。于是，通过国家政权统一的方式，用中共的极权政治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新生的自由民主政治——这成为中共新官僚集团为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制定的明确的政治战略。

另外，六四之后，中共暴政企图通过经济发展重建其统治合理性。但是，权力贵族市场体制运行的结果，在产生巨大经济能量的同时，也造成极端的财富两极分化。从两极分化中涌现出对中共极权的不满和愤怒，已经超过经济能量对社会的安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官僚集团也急需挥舞民族主义旗帜，解决台湾问题，从而以“民族英雄”的资格，为其用铁血暴力镇压中国大陆民众对极权暴政的反抗，作合理性辩护。


书中披露，邓小平死前作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遗嘱的录音，现在依然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当时也只传达到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一级和军队的大军区正职一级。邓小平遗嘱的最关键的内容包括：

“……几年来，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都蠢蠢欲动，想要效法所谓台湾经验。还有人劝我们学习蒋经国，开放党禁。这个政治动态应当引起我们百倍警惕。要教育全党明确认识，台湾问题现在超出了我们同国民党的历史恩怨。……台湾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早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和香港不同。香港有租借条约，所以百年后还可以解决。台湾没有条约，拖下去，对我不利，越拖下去越难解决。……台湾问题要在胡锦涛同志的两届任期内解决。不要超过二○一二年。希望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庆功会。……江泽民同志不要争功，不要冒进，要踏踏实实为胡锦涛同志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毛主席，还有我和许多老同志，几十年都在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只是由胡锦涛同志代我们党去收获。”

袁红冰表示，邓小平的遗嘱用典型的中共党文化语言表明，这个中共精明的老政客已经意识到，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对大陆的政治示范作用，构成对中共政权的致命威胁，因此，他也把所谓“解决台湾问题”当作消除致命政治威胁的基本方法，并为解决台湾问题制定出最后时间期限。


书中披露，江泽民最终交出党军大权之前，爱将陈良宇曾极力劝其发动台海战争，然后以战争状态为名，中止向胡锦涛交权的程序，从而继续掌握党军最高权力。王守业也在2001年升任海军副司令员后，用写血书的方式，劝江泽民果断解决台湾问题。江泽民没有接受劝告，并非由于担心美国介入台海作战，而是因为邓小平遗嘱中已经直接告诫他不要争功，他怕用对台作战的方式阻止胡锦涛按正常程序接掌权力，引发党内针对他的反对浪潮。他自知在权力斗争中积怨甚多，因此不敢涉险。

陈良宇和王守业则由此为自己种下祸根。2005年胡锦涛接掌军委主席之后，立即拿王守业开刀，对其实施“双规”，即变相逮捕，终至军法起诉，判死缓。陈良宇以中共政治局委员之高位，也不免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

（编辑：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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