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字反习匿名长文网络热传 （下） 习近平的危机与终点
时政评论员李燕铭分析，四万字匿名长文盘点习近平中共十八大以来十年执政细节及内幕，明显抬邓挺江捧薄反习，显示执笔之人背景不简单。习近平上台至今，王沪宁为代表的江泽民曾庆红集团深层政府势力左右、决策乃至操控习近平的执政路线，紧紧编织网络将习近平与中共末日政权捆绑在一起，操控海外内大外宣“低级红高级黑”将习近平一步步引入万夫所指的深渊；这篇反习长文，正是江曾集团十八大以来全方位政变反习阴谋手段的集中呈现。
（上接：四万字反习匿名长文网络热传 （中） 习近平的经济学与二次集权）
《客观评价习近平》（下）
作者：方舟与中国
习近平的危机1：破灭的金缕衣
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民生和经济都无法支持习近平继续冒险；他的策略不太周详，但却激进而不留后路；这大概是他上台前没有被看明白的一点，他最初向党内隐藏了某些意图，直至上台后才通过集权去推行。这损害了集体领导的初衷，因为即便是专制社会，没有制衡的权力也是最大的变数，可能将政权带上一条不归路；
但习近平相信局面一定会改观，他只是需要时间。不过他可能没察觉到，很多人在隐隐地怀念江泽民时期；而且习执政越久，这种怀念就越浓厚；当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时，人们几乎看到任何一任领袖都会缅怀一番，并发表今不如昔的感慨。
而考察民间对习近平的评价，会惊人地发现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领导人中最强烈的；人们认为他的缺点太多，全无一个领袖的能力与格局；哪怕换任意一个领导人执政，都会比他更强。
这是个很蹊跷的现象，因为以前的中国一度吏治昏乱，执政野蛮；但民众竟愿意回到过去也不愿要习近平。这并不是因为之前的时代有多好，而是那时仍看得到希望；大家更愿意由坏变好，而不是由好变坏。而习近平的执政给人带来一个越来越窒息的环境；所以当2018年媒体宣布他修宪取消任期时，很多人立时就感到前景黯淡。
最关键的是，民众对习近平的态度很微妙；——众所周知，中国的领导人大都被民众骂过，但这种骂声更多是对体制的抵触；但在习近平这里，却带有针对个人的意味。从他在国际上念书单之时，外界对他的观感就急转直下，人们开始对他滋生出一种鄙夷；——曾有人对习近平的画像泼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装文化人，有人讥讽他用网评员炒作自己。中国的领袖中，鲜有习近平这样从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盘否定的例子。如果说江泽民招到了法轮功的憎恨，习则是招到了全阶层的反感。
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度危险的信号，政治家不惧怕人们的责备，但惧怕人们的轻蔑。对一个执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剑的伤害更重，这代表他在个人素质上不被承认。
人们的评价不确定是否会传到习近平耳中，但可以看出他的确变得更加敏感；他频频发表“重要讲话”，加大力度设指标，作批示，试图攥紧手中的权力。而且为了证明自己，他开始大量地虚构政绩；他声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民族发展取得历史性飞跃”。他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宣称自己兑现了政治承诺，尤其是取得全面脱贫的胜利；尽管中国还有大量低保户，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而且人们明明看到中国每况愈下，但官方和媒体却声称：“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些话透露出习近平的政治根基在溃败，以至于只能靠编造口号来维持地位。同时他对外界的批评异常紧张，并将言论压制得滴水不漏；很多轻描淡写的话都会触碰他的逆鳞，这些话如果放到其他领袖身上，可能就是云淡风轻地一笑，但在习近平听来不堪入耳。他上任以来屏蔽了很多词汇，包括俚语，电影，动漫，品牌，人名……；这种屏蔽会随着他的执政与日俱增，甚至牵连很多毫不相干的词汇。
这种敏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正常交流，习近平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多的帝王名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尽人意；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负面评价比前几任领袖都多；而这也让他的态度越发顽抗，并对自身的错误和丢丑行为抵死不认。——就连阅兵时用左手敬礼这种显著的错误，都有喉舌辩称为“左尚吉右尚凶”；并且在外交连番受挫的情况下，王毅却盛赞他开创了：“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们为他吹出了无数的泡沫，试图让他的执政合理化。但这些吹嘘在他惨淡的政绩下显得异常苍白；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习近平的宣传越来越夸张和离谱，但人们却越来越看不起他；他拼命地强调自己对共产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有意无意地贬低前人而抬高自己；这让他显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欠缺格局。习给自己穿上一件举世绝伦的金缕衣，并在水军和群众演员的喧嚣中勉力维持，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自吹自擂的闹剧；他的基础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机者，而从没有精英愿意拥护他。
这让习近平越来越倾向朝鲜和伊朗的环境，他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封闭和愚昧的社会，以消除批评和质疑；然而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致命盲点，因为这种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当下的时空背景。——中国人在习近平的高压下会滋生逆反情绪，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习近平算准了中国人不敢有政治主张，但却无法阻止他们以消极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联网时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闭的社会下产生厌世心理，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脱离使用网络的习惯，才能遂习近平所愿。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够执行，也难以看到中国人被完全驯化的一天。
习近平的危机2：溃败的蚁穴
从习近平的个性来说，他注定会走上一条很窄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斗争，对立，并且会瓦解他的政治基础，但他似乎又没有选择。
民意上的失败实际反映出习的一个根本劣势，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陈旧；他无法用政绩来创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更容易选择毛泽东的方式而不是邓小平的方式去维护地位；当他无法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时，就只能走进一条阶级斗争的死胡同，试图以政治动荡去恐吓人们。这种方式就好像对人宣告说：“倘若你们不拥护我，我就让国家不得安生”。
他不断地在讲话中强调说，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而且就如毛泽东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长那样，习近平也兼任着很多小组组长。他鼓励公司，高校和民间互相举报；让学生举报老师，员工举报老板，下级举报上级。他希望群众互相监督且人人自危，那么自己的权力就不易受到威胁。
他陷入了和毛泽东同样的执念，认为维护权力就要不计得失。但在这上面，他却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根本无法建立毛泽东那样的威信。——就权力手段和思想水准而言，两人都不可等量齐观；毛泽东是个出色的理论家，同时具有很强的大众魅力；而习近平毫无稳固的群众基础；同时他理论知识匮乏，无法构建系统性的思想去支撑一场政治运动。
他所掀起的民族主义，只是毛泽东政治权术的皮毛，其中毫无思想主干。例如他常讲两句话：“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就异常脱离时代现实，显得颇为牵强。这种话很像武侠小说的序言，把人们引入一个惊天耸地的背景。——但当下的世界并无动荡，不存在什么“前所未有大变局”；而且中国并未衰败或受外邦奴役，也谈不上要人去复兴。
习近平想给中国人吃了一剂民族崛起的补药，激发大众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机虚无缥缈，无法获取人们的共鸣。他的口号只能动员一些边缘化的人群；这些人显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征，或者年龄层偏小，心智单一；而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都比较反感这种氛围。
但在习近平来说，他的政治押注过大，几乎从一开始就断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轻易言退。在他的危机与日俱增之时，只能凭借民粹的东风去加强政治整肃。他多次强调道：“永远不能停止党内的‘作风建设’”，并且“要纠正党内不良风气”。——他借鉴了30年代的整风运动，以此清洗官场，在他上任以来落马的官员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编派的政治罪名，如“野心膨胀”“妄议中央”或“拉帮结派”。
但无论政治清洗多么剧烈，党内都会不断地滋生对抗势力；因为归根结底，是他在破坏集体利益，牺牲国家的前途来为自己的政治护航。所谓成难败易，中国积累了几十年的资本，却在他任期内快速流失。这样持续下去，习近平势必造成一个空心化的中国，让政权从内部溃败。
中国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赶在国家破产前将资产转移。而这让习近平认为党内一些人不以他为核心，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资源；而这种釜底抽薪的举动，就是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
习近平对此制定了严厉的外汇政策，与逃离的资本展开了拉锯战。——起初银行限制大额换汇，并制定了较低的购汇额度；但民间聚集人头，采用多人汇款的方式让资金离境；银行开始清查来往账户，但人们又通过境外消费的方式套现；政府限制了银行卡的境外消费额度，不过却发现有人通过外贸账户在海外置产；政府很快给跨国企业制定了外贸配额，但又发现他们在香港注册公司规避监管；这让习近平出手打击香港金融界，防止资金离岸；但资本转而离开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规定限制企业境外融资，设法扣留资产，但发现很多企业已经被信托化，国内的股权所剩无几；他试图收归那些还未出海的企业股权，却又发现它们已经做了内保外贷，只把债务留给了中国。
资本各显神通，在习近平的管制下四散逃窜；而习则在这些逃跑的资金后面奋力追赶；他清洗澳门赌场，关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击的钱庄和外资银行，同时又清查用于走账的个体外贸账户和作为影子金融系统的区块链。他用尽各种手段围堵，却发现窟窿始终捂不完，西方总能想到办法给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资渠道。
这让习近平心中十分焦灼，他担忧资本夺路而逃，最终会把中国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习近平的对手也反过来认为他的斗争路线在加速环境恶化，而且他公私合营的计划搞得人心惶惶。他执政这十年，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最低迷的时候；大家质疑就算把资源交给习近平，他的政策也是个无底洞，会率先把中国掏空。
习近平的危机3：绝对不忠诚
习近平和资本的战争，其实代表着他与整个官僚系统的对立。他并没有国家的观念，甚至都没有政党的观念。人们看出他不但固执，还过度自私，会为守住权力而伤害国本。从政的大忌就是为一己之利而罔顾国体，但在国家利益与自我权力冲突时，习近平毫无疑问会牺牲前者；他愿意接受一个破败的中国，也不能接受权力的旁落。
这导致他在政治斗争上有些不计后果，正如他为了个人权威，不惜牺牲国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在中国与世界对抗的初期，美国曾向中国表示，双方的关系正在趋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国也一直告诉共产党，不要把经济纠葛上升到政治层面；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层，让他们尽快遏制对抗主义。但习近平以此步步进逼，最终迫得对方采取政治回应；——西方重提民族和人权，并停止对中国的官员提供财产庇护，而美国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权的官员入境。
这破坏了官僚系统最核心的利益，因为他们不能进入西方国境，就等于隔绝了自己的财产；一个独裁者能受到多少拥护，归根结底源于他能创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这也是大家不愿推翻邓小平路线的原因。但习近平的自我意识过强，把整个国家乃至政党都视为他的独占利益。除了自己身边的犬马，他几乎伤及了一切人。
而且他心中有一种偏执，认为一切人都应该不计代价地拥护核心。如果大家都愿意就范并合作，那么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去贯彻意志。但官僚们根本无法认同这种态度，他们不可能在习近平显著的错误下去支持他。而这也导致习用强势的态度去压制整个官僚系统，以维系住越来越分裂的政治基础；他像拉扯提线木偶般，强行让整个国家跟随他的步调。
然而这样的管理让整个国家都处于缺乏生机的状态，自习近平登基以来，中国的官场变得异常压抑；官员在工作上非常消极，很多人希望用一场苦熬来换取明天。但他们看到习近平修改了宪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时，就感到了一种绵无绝期的恶劣情势。
而这种僵持的局面是无法持续的，总会出现破局的一天。习近平会越来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会内心动摇；因为他们看到习近平一意孤行，担忧自己也会跟着前景黯淡。而且习近平性格刚愎狭隘，作他的臣属十分吃力。他时常与属下争功，并习惯把过错归咎于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备现实性，但他总是责怪下属们执行不力。
这导致习近平的僚属关系不太稳定，从他就任以来，很多人曾红极一时，后来却慢慢淡出或落马。——王岐山曾经是他的亲密伙伴，但后来逐渐被边缘化；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却接连落马被查；王健林在习近平任职三年后成为中国首富，并曾让习近平的家人持股万达，但最后却在资本出海的问题上遭遇清算；还有一些当初被习近平所赏识的高级网评员，也是心猿意马，在瘟疫爆发期间与他分道扬镳。
这可能让习近平感到政道沧桑，人心难测，也让他在人事任用上颇有顾虑；因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虽然对他表了忠，但他担心这些人二次变节。习近平曾公开表示自己憎恶“两面人”，他一再提出“绝对忠诚”，强调“旗帜鲜明地反对‘伪忠诚’”。他担忧身边出现苏秦那样善于纵横术的阴谋家，而他又拿不准谁是这个人，因此时刻提防着身边人勾结和密谋。
这种状态让习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赖身边人，一方面又担心被他们倒台；这让他在风险防范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视察，其保镖严密的程度骇人听闻；香港当时出动一万警力保持戒备，本地民众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阵仗。同样地，习近平在武汉疫情后，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前往慰问；安保人员前仆后继，将他水泄不通地围绕，而整个武汉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风声鹤唳。
不过这种危机感也并非空穴来风；外界一直有声音在刺激习近平，经常有不明来源的消息传出他身体不适，又或者说他有了接班人；尽管他抓捕了党内给他指定的继承人，但仍有风声说他将被取而代之；——这种小道放风的现象，透露出有人在测试整个中国的反应。
而这也让习近平处于惴惴不安中；他无法确定哪些人对自己还保持着忠诚，只能一再对身边人进行清查；他要消灭一切颠覆他的企图，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失去权力，因为他还有许多未竟之志；他还需要另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
综述：逆流泅泳的帝王
十年前，人们在考虑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往何方。但十年后，人们更应该考虑他自己将走向何方。
他是个准备不够充分的领袖，有些仓促地应对着这个变化过快的时代。而且他运气不好，在任期内正好遭遇经济的下行；国家的两个经济支柱，人口红利和房地产，都开始面临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会衰弱，同时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并且中国的经济活力太低，难以激活居民内需作为另一个支柱。而与此同时，国内资产价格高企，实体行业凋敝；工人抗议，农民讨薪，金融难民讨债，这些事件的数量都远超习近平之前的时代。而此时中美交恶又引发了贸易战，让出口面临困阻；且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习近平把内部矛盾延伸为国际对抗，导致了新军事竞赛的兴起。
其实这些问题未必是习近平个人所导致，但专制制度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欠缺代议制下的长效机制，因此存在很强的周期性。所以对执政者来说，天时地利很重要；领导人不但要生逢其世（家世），还要生逢其时。而习近平上台时，中国的经济红利已经在变弱，但遗留问题却开始显现。并且习近平的个人作风又带来了一种负向反馈；——在政治周期本就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却采取了一系列偏激的作法，从而加剧了事态恶化。
这些因素会营造出一种对他不利的氛围；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皇帝受命于天，必然受到上天眷顾；所以国家风调雨顺，才能证明当政者是天选之子。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国家的内政外交却连番受挫，经济也陷入全面性的衰退；而且近十年来频现天灾人祸，甚至在2016年出现荧惑守心这种罕见的凶象；这足以让任何一个皇帝感到恐慌，但习近平却又遭遇了中国百年难遇的疫情，而这种规模的瘟疫往往预示着王朝的衰败；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领袖是慈禧，而再上一次是崇祯。
对一个皇帝来说，如此多不祥之兆集于一身，会带来一种暗示，表明他并非天选之子，而其实是上天的弃儿。
这让习近平异常焦灼，他不停地修补着政权上的一道道创口，并迫切地希望创造一些事迹来证明自己；这让他的政策总是风疾火燎；例如他要整顿市貌，北京就开始清退低端人口；要搞技术突破，就开始芯片大跃进；要节能减排，工厂就限电停产。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就没有如此混乱过。行政部门为了达到习近平的指标，时常处于首尾不相顾的局面。虽然习也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变，如改善财政分配，裁撤冗员，以及精简公务流程等；但他没有迎来好感，因为体制内十分抵触；公职部门集体不作为，政府把压力层层向下摊派；民众没有觉得行政体制有多大改良，办事依然困难。
习近平本希望掌控一切，但却让一切失序；他感到一切都在与他为敌，甚至上天都与他为敌。在这种处境下，他指望通过政治高压来扭转局面。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国内烽烟四起，充满讨伐之声；他打击宗教，打击民运，打击少数民族，打击律师，打击境外势力；但在打击完后留下了一片片焦土。他要推翻很多东西，但又无法让它们变得更理想。虽然他也强调发展科技，升级供应链。不过他的权力意识就像一个漩涡，无论创造多少资源，都会消耗于其中。
这种自我中心限制了习近平的格局，他的世界观很虚幻，而且思路上的盲点太多，这些盲点本可以被集体领导机制所防范，但他却削弱了这种机制。他希望通过连任去自我证明，但却摊开了一个无法掌控的局面；他想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想要主导第三世界，还想西方认可他的政治地位。当他无法获得这些认可的时候，他就打算关闭国门，给全民做政治改造；但今时不同往日，技术潮流将把封闭的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国门最终还是会被推开。
习近平面临的终究是一个与自己理念不合的时代，他在时代的浪潮中逆流而行，但却希望整个国家给他护航；他心中相信，这只是蜕变前的黑夜；通过自己的一鼓作气，他最终能够力挽狂澜；他会宣告自己将带来一个跨越式的里程碑，并解决一切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大家都知道，他更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而这些错误将花费国家几个世代去偿还。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1 同代传承
习近平可以说是地位十分尴尬的一个皇帝，他在一开始把自己的起点定得很高，从而让自己走了背运。因为他的错误都会在他的宣传下显得格外刺眼。并且伴随着他一步步走下坡路，人们也越加感到懊丧，认为中国被他带入了一条歧途。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越发地怀旧，尤其是怀念与中国政坛失之交臂的薄熙来。他和习近平属于同辈，也曾被人们寄予过领袖的厚望。人们时常想起他的乐观和积极，认为如果他还在，中国的景况不至于此。很多人认为他运气不好，因为一些疏忽而断送了自己，以至于将高位拱手让给习近平；而每念及此，人们的惆怅都会加深。
人们会通过习近平联想到薄熙来，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点，但是形象落差却很大。薄熙来曾是政界的明星，朝气蓬勃，口才过人，这让话不离稿且磕磕绊绊的习近平相形见绌。薄豪迈而洒脱，喜欢与民众面对面交流；而习即便是未担任最高领袖之前，也不敢随意走到民间去。薄像一个活跃而开朗的西方政客，而习更像被体制熏陶过度，显得枯燥和刻板。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他们之间却存在一种同代传承的关系；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继承者薄熙来的衣钵，并将他的政治影响一直传播至今。从根本上来说，习很欣赏薄，不仅欣赏他的手腕，还欣赏他的个人风度。薄熙来给了他很多政治观念上的启发，并让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鉴。
首先两人在权谋上都具备相当程度的破坏性，是那种敢于打破政党内部平衡的人。薄熙来最著名的政治遗产就是在重庆掀起歌颂红旗的热潮，以博取政治地位。而习近平在集权之路上，也是采用向红色文化复辟的方式，为自己创造政治拥护。同时薄熙来借以整顿风气的打黑运动，也被习近平所承继；在重庆时薄熙来的口号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而习近平的口号则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此外薄熙来喜好以刑狱手段去打击异议人士，他曾在打黑过程中抓捕过辩护律师和民间企业家；而习近平更是不遑多让，一举发动了让世界震惊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大抓捕，其规模亦远非薄熙当年来可比。
而且薄熙来一度想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当时王立军计划在城市安置数百万摄像头，打造平安重庆。而这一概念被习近平所实现，他主政后急剧扩充监控规模，直至中国成为这个领域的翘楚，在世界人均电子监控数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
而近年来习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实际就是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所提出的“共富十二条”的翻版。人们看到即便薄熙来淡出了政坛，他的想法还是被嵌套进习近平的政策中。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习都是他的私淑弟子。
但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直白的结论，就是认为习和薄是一丘之貉，两人无论谁上台都是中国的灾难；——然而严格说来，两人只在维护体制上有共性，而在政治认知和个人素质上，却有着根本的差异。
比如习近平刚上台时，曾有意无意地效仿薄熙来式的个人魅力，试图展现一种融贯东西的风格；但这遭到了失败，因为他并不具备相应的内涵。薄熙来深得宣传精髓，他能由内而外地散发影响力，吸引人簇拥在他身边；反之习近平过于依赖炒作，他每到地方视察，总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呼万岁；这看着更像一种讽刺。他对外宣称每天游泳，却没人见过他下水的样子；倒是薄熙来留下了赤膊上身，带着泳帽活动的照片。
显然薄熙来有一种浑然自成的从容，而习近平则表现木讷，风格不明朗；所以尽管两人都豢养网评员，但薄熙来用网军是攻，习近平是守。薄搞宣传是为自己锦上添花，而习更多是为了遮丑；薄时代的网评员多少有一些文风，懂得伪装客观；但当代网评员则素质显著低下，充满谩骂和侮辱性言辞，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现出下三路的倾向。因此薄熙来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环，而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却引发了全世界的厌恶。
而且薄熙来喜欢结交文人，让知识分子为他助阵；他和江泽民这类领袖一样，有一种吸引文人的风范；因为知识分子多少带有一些风骨，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而习近平并不具备这种特质，所以当他在国际上念书单时，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识分子，而这也让习更倾向于把他们当丑老九批斗。
其实对薄熙来的模仿，让习近平处于了比较劣势，会让人自然地拿两者做对比；相对来说，薄熙来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习近平则像一个没有特色的官僚样本。以至于到了今时今日，很多人宁愿支持在监狱中的薄熙来，也不愿支持在龙椅上的习近平。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2 迥然不同的中国
从个人起点来说，薄熙来显著高于习近平；他得天独厚，凡事都喜欢拔得头筹；不过在专制体制下，最难容的也是这种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习近平要更幸运一些；而这种幸运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他的家族。——在文革浪潮中，习仲勋和薄一波都被打倒；薄一波在1978年获得平反，习仲勋于1980年平反。两人都回到了中央，但薄一波在大小事务上都支持邓小平。而习仲勋的性格更率直一些，也不太官僚化；他在89年学潮中为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义执言，这并不符合邓小平的意志，也造成了两个家族权位的分野；薄一波一直是党内决策的重要人物，而习仲勋的成就则更多在经济建设上。
习仲勋于2002年逝世，这时习近平是浙江代省长，薄熙来是辽宁代省长；但此时薄的光芒转盛，他的家族也在为他的升迁造势；薄一波直到2007年逝世，都在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奔忙；而薄熙来敢于行为出格，也大多是由于家族的庇佑。
就此来看，他受到父辈的荫蔽要比习近平更隆厚；而且薄家的风格较进取，习家则低调很多；且显然地，习近平要比薄熙来更隐忍。相较于习，薄有一个显著劣势，就是他过于招摇，不擅长“隐性施政”。而这一点习近平做得更好，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图上升为明文政策，往往不露痕迹地施政。正如他唱红的声势虽大，但从不将其标榜为一项运动或政策，所以很难招致攻击。
这种区别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执政思路；习近平更倾向于传统和保守，因为他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而薄熙来作风前卫，更像一个西方式的官僚；这并不是说他的意识已经被西化，而是他看到西方社会的成熟；他并不喜欢封闭和僵化，哪怕在官方场合，他也喜欢气氛活跃。
因此薄熙来制定政策比较开放，他敢于创想，也善于因地制宜，因此在大连和重庆都能成功；这断不是习近平动辄就打造一个雄安新区所能比。他没有薄那样的自信，过度的自由化会让他不安；他更倾向于政治优先，而且不敢轻易放权。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来的政策，很多时候也会搅成一滩浑水；因为他会将同样的政策演化出不同的目的。正如两人都唱红，但对薄熙来而言这只是进身之阶，他会见好就收；而习近平却打算将其作为政治常态。而在打黑上面，薄熙来很大程度是为了改善社会生态；而习近平则是要创造核心拥护，换言之，黑社会和宗教，民主人士等并无二致，都是异端。
而在经济理念上，两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异；薄熙来很重视经济，因为他清楚经济是执政之本。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局部地抛开政治立场，采取务实的态度。但在习近平这里，经济倒像是权术的延伸；他在很多概念上效法薄熙来，但都是一种障眼法；——他宣布要改善民生，平抑房价，但却在上任后掀起了最疯狂的房地产炒作；他提倡脱虚向实，但却热衷于庞氏经济和资本游戏；他声称要挤泡沫，但却将债务扩张到GDP增长的两倍，并在执政的十年内将货币发行量翻倍。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身上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带有一种天生吸血的特质；他采用着高支出的治国模式，并任性地把国家当作供血机器；一旦有需要，他就会向社会抽血。他把创造力都用在了发明政策上，而这些政策只是为了变相地收割财富。
相对而言，薄熙来虽然手腕粗放，但绝不会破坏经济根基；他懂得如何去创造一种经济常态；而这正是习近平难以领会的一点，他无法探究薄熙来政策的内核，也难以在自我需求与现实环境中取得一个平衡。
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来比习近平更适合主政中国；虽然共产党不一定喜欢薄的方式，但他行事更理性，经济思路更成熟；他不会把政治运动升级，而习近平则存在这种风险。而且薄熙来比较重视底层的生息，他的政策多少能让社会雨露均沾。虽然他同样是体制的捍卫者，但他会保留社会的活力，而不是像习那样从上至下地搜刮，让人难以喘息。
在习近平来说，他对薄熙来态度正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一样；他既佩服这个人，又担忧他的影响力；薄的声望曾一度超越国家最高领导人，并受到广泛的拥护。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僚系统中，他的影响力都没有消失。而审视今日的局面，不免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怀念他，而这更让习近平感到介怀。
在薄熙来倒台后，习高调宣扬红色文化，其中多少存在着与其争夺红色遗产的意图；正如他在疫情期间争夺抗疫指挥官的称号。同时他极力清除着薄执政时的痕迹；他拆除了大连的华表，废除了女骑警，并撤掉了重庆的交巡警平台；不过他最难清除的，还是自己身上那层薄熙来的影子。
综述：习近平的民主之路
在近代领袖中，习近平可能是继薄熙来之后最不循常理的官员。如果说人们对薄的开放态度会想入非非，那么对习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曾有人认真地对此分析，得到一种结果是习很可能要搞民主；——这种表态不是为了整蛊或反讽习近平，而是自他上台以来就一直呈现出某种反常现象，这些反常并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虽然他一直表现得像一个专制者，但这种专制显得过于刻意和突出；而且就中国的现状来说，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人们一度对民主的前景感到无望。但自习近平当政以后，却带来了另一种启示，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种破而后立的环境中产生。
这种观点是基于习近平执政轨迹中的现象分析；——在作为政党最高领导人的十年间，他推行了很多极端的政策；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巩固权力，但却对现行制度进行着一种破坏；这种破坏从他执政之初就不断地渗透进国家的各个层面，并层层消蚀着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这其中有一个支持论据，就是习近平的很多决策看似毫无章法，但却精准地攻击到政权的每一个命门。他几乎以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手段，在不断地拆解这个集权政府。无论经济，民生，还是外交层面，他都制造了很严重的困境；而且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显得义无反顾，直至把问题推进到一种不可挽回的地步。
显然，习近平正在很多方面断绝着政党的后路；而这引出了一个推论，就是他可能保留着父辈的影响，毕竟习仲勋很开明；但这个开明的人却看出党内的抵制力量很大，在既定条件下不可能达成改革。而如果习近平转换了策略，采用一种政治倒退的方式，反而更可能颠覆制度。
对政治家来说，家族传承具有很大意义，例如薄熙来身上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响。人们一直怀疑习近平是否也在贯彻父辈遗志，利用集权引发变革。他虽然从未表露过任何民主倾向，但其举措却在创造民主的条件；而这种行动，必须要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十分透彻才能胜任。很多人从头到尾都在怀疑，习专制的外表下是否别有一番民主用心；人们越看他，就越觉得他才是那个想颠覆政权的人。
不过很多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认这个观点；因为习近平的气质太不符合，他显然更像一个步履维艰的独裁者。但其实对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思路看待，就是以目的论的角度去考量。——即便抛开习近平本身的意愿不谈，他的行为也在引发一场变革。而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实现民主的形态；——当前中国的民主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不切实际的阶段；人们往往幻想领袖变得开明，然后自觉地推动民主；而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种版本。不过期待独裁领袖们颠覆自己，这本身就很荒诞。在专制国家，政局的转变更多是时势使然。所以与其寄望谁会搞民主改革，不如考虑谁更能促成民主的条件。
比如人们就对薄熙来抱有过政治改革的期望，但薄熙来更可能带来一种软性的独裁，让人民麻木；相较而言，习近平更可能给专制掘墓；因为他存在很多思想盲区，而且比较倔强；他不容易觉察到社会的末日气象，因此不会在政策上有所收敛。就好比毛泽东的文革将国家推向破灭的边缘，如果不是邓小平，这种危局就很难说会发展到什么方向；这一点对习近平同样适用，当他把一种政治狂热推向极致，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权崩塌。
归根结底，中国的障碍在于封建残留，在常规状态下即便发生民主改革，也可能因为观念和困阻而倒退。因此就算人们不喜欢习近平，但他在这条专制之路上越久，其破坏就越深入。虽然这条路会给中国带来阵痛，但变革也会更彻底。
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但对结果来说也并不重要。只要他的行为能促成专制的解体，那么就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几千年，被极权所葬送的政权比比皆是，习近平也许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古语有云：“兵者，诡道也。”，政治对普通人来讲本就难以理解；并且从历史也可以看出，重大的变革通常都是节外生枝，而不是以大众所预期的方式发生。
习近平的终点
习近平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标志性领袖，他像灯塔一样显示出专制政权的周期性困境。而且作为一个局中人，他很难跳出政治立场去认知这一点。因此当历史的退潮来临时，他试图创造一股逆时代的力量去站稳脚跟；不过这却让他在一片困难中搁浅。他希望为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把中国分为三个时代，将之前的中国定义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而他则是新时代的缔造者。
这种做法把习近平的自我宣传推向登峰造极，人们看出他为挽留政治地位，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毛邓是他完全不可与之比肩的人；而习近平在宣传上把自己无限拔高，就是为了去攀附这两个共产党的巨擘；他像唱独角戏一般强调着自己的重要性，做了后辈才应该做的盖棺定论。
共产党从没有这样的先例，显然习近平的政治气数已到了强弩之末，而他却很不甘心；他终究不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对中国和共产党来说，都只会是一个过渡领袖。而且他已经走得太远，甚至超出了应有的预期。以至于有人疑惑，党内为什么能如此容忍他，让他把国家搞到今天这般境地。
其实这是由于习近平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国的行政结构，以中央警卫局和其他监控手段去管控党内高层，因为他是一个掌控欲和危机感都较重的人。不过更根源性的因素是，共产党处于建政后的稳定期，已经很难产生强大的反对派；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在执政地位上相去不远，因此很容易把权力斗争推高。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后代们，不像他们祖辈那样直面过战争，带有一股杀伐气；他们早已在安稳和逸乐的生活中变得萎靡，而且容易患得患失。
而此时如果出现一个性格强势且具备权术特质的人，就能够造成对群体的压制。而且就性格来说，习近平也的确比其他人更横得下心。也就是说，习的优势在于党群太弱，才得以让他威风八面。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种治国方式早就被叫停，他自己也会被元老们罢黜。
显然党内已经很难制约习近平，不过他却免不了败于自己之手；因为他的执政方式难以为继，只会造成越来越破败的局面，让他坚持至今的是一种性格上的执拗和失去退路的无奈。他一直没能获得让内心得以支撑的信念，而更像在执行一种权力本能。针对这种脾性，党内一些人会采取顺水推舟的态度去怂恿他，他们会堵塞他的言路，并为他的错误圆场；他们会把他推入一个无以复加的境地，并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然后让他为共产党的周期性困难承担责任。
而此时的习近平，已经无法跳出这种局面；他一直在追逐一种理想的极权主义，而这却被现实中的各种权术所利用。——党内有人煽动他走向极端，从而创造政治契机；欧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占据更多的市场；而新兴国家则鼓励中国与西方割裂，以推动其产业链流出；同时美国也在利用习近平的攻击性，去挑动亚洲的局势；甚至就连民主人士们，都寄望于习近平连任以拖垮共产党。
或许一直以来，习近平都认为他能改变世界；但在既定利益面前，他必然会被全盘推翻。——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磨合，不可能因某个人而决裂；共产党也不会为习近平的一己之利去与世界冷战；倘若他执意破坏共同利益，最终会触犯众怒。而此时对他来说就很危险，因为大家会采取反习不反共的策略；两边的高层会建立协作，去引导一场政治变局，把习近平和共产党切割；而这会让他遭遇一个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并成为政治妥协之下的献祭。
或许习近平不会预估这样的结果，但他也会感到前路迷茫。其实在以前，他也有过清澈和豁达的时候；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曾记录了他的过往；——他当年接受采访时，显得思路流畅，吐字清晰，且流露出一种罕见的真性情；此外在一段家庭录影中，他向大家说：“一个人最好还是要保持本色。”
但他最终失去了本色，从前的他和现在判若两人；他早年双目有光，显得平和而谦逊；但成为中国领袖之后，却日渐衰颓。他的面容和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以目力可及的速度在老去，并且整个气场都在衰败。
这种转变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他的神采就是伴随他的政治升迁而消退的；或许成为最高领袖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他曾拥有的那些淳朴的事物，——他的家庭，婚姻和友谊。尽管他保留了政治博弈所获得的胜利，但仍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者，并且失去了很多自主。
就他的现状来说，已经很难在从政之路上持续走下去；2022年将会是他最大的转折点，即便他能用某种魔术式的手段获得连任，他也会面临满途荆棘，并在2027年前迎来全面的破败。他陷于强烈的自我偏执，以至于把政治过度理想化；他的处境和袁世凯当年相似，整个统治期都处于一种反差的时空中。他可能在内心上把自己奉为千古一帝，但最终会明白这不过是黄粱一梦。而这种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往往会成为一个执政者最致命的伤口。
习近平很可能遭遇一个落寞的收场，对他来说，该来的总会来；人们不会固守不切实际的幻想，去跟随他一起覆亡。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会与他渐行渐远。而当大家都离去，只把他一人留在宝座上茕茕孑立时，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寿终正寝之时。
（原载留园网2022年1月19日）
（转自互联网；编辑：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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