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铭:习近平亲口证实有官员随时准备跳船 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自曝官员对党没信心 中共权贵沉船计划曝光 传85%高官随时准备出逃 王岐山在内部会议上大发雷霆
2021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文章《领导干部岂能“身在曹营心在汉”》。
文章开篇列举,广州市原副市长、增城市原市委书记曹鉴燎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7000多万元,他把自己的爱人、孩子,甚至连他自己都办了港澳居民身份证。内蒙古自治区国防科工办原主任、经信委原副主任文民因犯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滥用职权罪,一审获刑18年。在文民的诸多违纪违法行为中,包括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为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女儿在墨尔本购置房产之举。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落马后,被曝出妻儿均已移民海外。同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裸官”是一种形象的说法,顾名思义,“裸官”是指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移居国(境)外”,是指获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一些领导干部的家庭存在这种情况,自己在国内做官,而配偶和子女已移居国(境)外。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有的(党员干部)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
文章认为,“裸官”不等于“贪官”,“裸”与“贪”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从近年来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以及外逃贪官的情况看,“裸官”贪腐的概率却比一般官员大。
文章分析,从“裸官”一步步走向贪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源是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领导干部手握国家公权,却将配偶与子女全部移民海外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随时准备“脚底抹油”,这是对党和国家没有信心。党员干部一旦丧失了理想信念,就会把握不住自己,从而迷失方向,越过做党员甚至做人的底线,在错误路上越走越远、行无所止。理想信念之堤一旦被冲破,贪腐就会像洪水一样汹涌而入。
文章认为,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也是党员干部对党不忠诚的表现。上述这些党员干部一方面手握权力,另一方面却随时准备“开溜”,何谈对党忠诚?
文章称,防止“裸官”蜕变为贪官,首先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填报个人有关事项相关规定,防止数据“缩水”。其次,加大监管力度,强化对官员资产流动的监控和严格对官员及其家人出国(境)的管理。高度关注“裸官”配偶、子女在国(境)外生活的经济来源等问题,切实做到“是裸必报、隐瞒必惩”。再次,严格把好“最初一公里”,在干部任免、升迁中对于有问题的干部不能“带病提拔”,让“裸官”无用武之地。最后,加强追逃追赃工作,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管腐败分子跑到天涯海角,都要绳之以法,决不能让其躲进“避罪天堂”逍遥法外。
时政评论员李燕铭分析,攸关二十大高层人事布局的六中全会前夕敏感期,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罕见反文批判裸官,释放严查裸官信号,这与二十大前官场换届与高层人事布局密切相关,一批裸官将无缘晋升。
李燕铭分析,另一方面,《学习时报》发文自曝中共官员对党没信心,习近平也自知中共官员“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折射官场上下皆知中共末日在即。文中所言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丧失,实为中共意识形态破产。面临国际反共浪潮,逾3亿8千万中国民众“三退”大潮,加上中共官员随时准备“跳船”,中共政权已是穷途末路,苟延残喘,时日无多。
早在2010年中科院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外逃官员人数高达1.6万至1.8万人,外逃携带款项达8千亿元人民币。
中共党校教授林哲曾在2010年中共“两会”期间透露,1995年到2005年十年间,中共出现了118万名“裸官”。
港媒2012年曾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所作的统计,调查结果发现九成中央委员的亲属已移民海外。
之前有消息称,2012年全年,北京的国家部委和北京市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干部携款外逃的人数突破新纪录——仅仅在北京市机场海关出逃的中共党政处级以上级别的干部人数高达354人,他们共计带走3千多亿人民币的赃款。每人几乎转移出去的赃款高达接近9亿元人民币。
有报导曾披露,2009年至2013年,中国资金外逃每年平均为6000亿—7000亿美元。在2014年,中国资金外逃的规模更是达到了8000亿—9000亿美元的规模。2015年中国有逾万亿美元资金流往境外。
中共党媒《廉政瞭望》杂志报导曾承认,海外置业是贪官外逃常用的“金蝉脱壳之计”。这些人事先在国外以亲友的名字或以其它规避方式买好房,再把亲属安排到国外定居,一旦感觉自己的腐败问题可能被发现,就立即借机潜逃至国外。
大陆体制内专家辛子陵2016年底接受大纪元记者专访时透露,中共“十八大”前曾做了一个调查,“十七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的家属子女已在国外定居、买房,准备弃官逃跑的占了85%以上。
辛子陵表示,“六四”以后,中共在江泽民腐败治国的影响下急剧地沉沦,腐败堕落的官员数量之多、级别之高都令人瞠目结舌!所以习近平在去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承认中共已走到一个亡党的边缘。
就官员外逃问题,王岐山曾在一次会议上发火。有港媒杂志2016年8月披露,7月初,中纪委内部的学习材料坦承“海外追逃问题遭遇底数不清之困”,其一,怎么逃出去的,带走了多少资金,底数不清;其二,带走了多少国家机密、对国家政治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底数不清。
王岐山在会议上大发雷霆说:“干部出逃前是有征兆的,为什么上级单位与监督机关都装不知道?!”
北京学者陈永苗2016年11月曾在港媒上撰文指,中共权贵高层隐藏着一个“沉船计划”,上层杀鸡取卵式地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然后快速逃离;下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与社会共识,离心离德,环境被破坏、道德沦丧。
(撰文:李燕铭/燕铭时评;2021/10/23)
《燕铭时评》版权声明:媒体、网站、自媒体引用《燕铭时评》内容及独家评论,请务必注明来源;转载《燕铭时评》内容及独家评论,请务必註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并包含原文链接。
文章开篇列举,广州市原副市长、增城市原市委书记曹鉴燎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7000多万元,他把自己的爱人、孩子,甚至连他自己都办了港澳居民身份证。内蒙古自治区国防科工办原主任、经信委原副主任文民因犯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滥用职权罪,一审获刑18年。在文民的诸多违纪违法行为中,包括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为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女儿在墨尔本购置房产之举。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落马后,被曝出妻儿均已移民海外。同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裸官”是一种形象的说法,顾名思义,“裸官”是指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移居国(境)外”,是指获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一些领导干部的家庭存在这种情况,自己在国内做官,而配偶和子女已移居国(境)外。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有的(党员干部)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
文章认为,“裸官”不等于“贪官”,“裸”与“贪”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从近年来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以及外逃贪官的情况看,“裸官”贪腐的概率却比一般官员大。
文章分析,从“裸官”一步步走向贪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源是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领导干部手握国家公权,却将配偶与子女全部移民海外为自己解除“后顾之忧”,随时准备“脚底抹油”,这是对党和国家没有信心。党员干部一旦丧失了理想信念,就会把握不住自己,从而迷失方向,越过做党员甚至做人的底线,在错误路上越走越远、行无所止。理想信念之堤一旦被冲破,贪腐就会像洪水一样汹涌而入。
文章认为,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也是党员干部对党不忠诚的表现。上述这些党员干部一方面手握权力,另一方面却随时准备“开溜”,何谈对党忠诚?
文章称,防止“裸官”蜕变为贪官,首先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填报个人有关事项相关规定,防止数据“缩水”。其次,加大监管力度,强化对官员资产流动的监控和严格对官员及其家人出国(境)的管理。高度关注“裸官”配偶、子女在国(境)外生活的经济来源等问题,切实做到“是裸必报、隐瞒必惩”。再次,严格把好“最初一公里”,在干部任免、升迁中对于有问题的干部不能“带病提拔”,让“裸官”无用武之地。最后,加强追逃追赃工作,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管腐败分子跑到天涯海角,都要绳之以法,决不能让其躲进“避罪天堂”逍遥法外。
时政评论员李燕铭分析,攸关二十大高层人事布局的六中全会前夕敏感期,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罕见反文批判裸官,释放严查裸官信号,这与二十大前官场换届与高层人事布局密切相关,一批裸官将无缘晋升。
李燕铭分析,另一方面,《学习时报》发文自曝中共官员对党没信心,习近平也自知中共官员“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折射官场上下皆知中共末日在即。文中所言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丧失,实为中共意识形态破产。面临国际反共浪潮,逾3亿8千万中国民众“三退”大潮,加上中共官员随时准备“跳船”,中共政权已是穷途末路,苟延残喘,时日无多。
早在2010年中科院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外逃官员人数高达1.6万至1.8万人,外逃携带款项达8千亿元人民币。
中共党校教授林哲曾在2010年中共“两会”期间透露,1995年到2005年十年间,中共出现了118万名“裸官”。
港媒2012年曾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所作的统计,调查结果发现九成中央委员的亲属已移民海外。
之前有消息称,2012年全年,北京的国家部委和北京市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干部携款外逃的人数突破新纪录——仅仅在北京市机场海关出逃的中共党政处级以上级别的干部人数高达354人,他们共计带走3千多亿人民币的赃款。每人几乎转移出去的赃款高达接近9亿元人民币。
有报导曾披露,2009年至2013年,中国资金外逃每年平均为6000亿—7000亿美元。在2014年,中国资金外逃的规模更是达到了8000亿—9000亿美元的规模。2015年中国有逾万亿美元资金流往境外。
中共党媒《廉政瞭望》杂志报导曾承认,海外置业是贪官外逃常用的“金蝉脱壳之计”。这些人事先在国外以亲友的名字或以其它规避方式买好房,再把亲属安排到国外定居,一旦感觉自己的腐败问题可能被发现,就立即借机潜逃至国外。
大陆体制内专家辛子陵2016年底接受大纪元记者专访时透露,中共“十八大”前曾做了一个调查,“十七大”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的家属子女已在国外定居、买房,准备弃官逃跑的占了85%以上。
辛子陵表示,“六四”以后,中共在江泽民腐败治国的影响下急剧地沉沦,腐败堕落的官员数量之多、级别之高都令人瞠目结舌!所以习近平在去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承认中共已走到一个亡党的边缘。
就官员外逃问题,王岐山曾在一次会议上发火。有港媒杂志2016年8月披露,7月初,中纪委内部的学习材料坦承“海外追逃问题遭遇底数不清之困”,其一,怎么逃出去的,带走了多少资金,底数不清;其二,带走了多少国家机密、对国家政治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底数不清。
王岐山在会议上大发雷霆说:“干部出逃前是有征兆的,为什么上级单位与监督机关都装不知道?!”
北京学者陈永苗2016年11月曾在港媒上撰文指,中共权贵高层隐藏着一个“沉船计划”,上层杀鸡取卵式地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然后快速逃离;下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与社会共识,离心离德,环境被破坏、道德沦丧。
(撰文:李燕铭/燕铭时评;2021/10/23)
《燕铭时评》版权声明:媒体、网站、自媒体引用《燕铭时评》内容及独家评论,请务必注明来源;转载《燕铭时评》内容及独家评论,请务必註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并包含原文链接。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