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召见四高官 一度考虑对湖北和武汉发布戒严令 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和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王晓东 三人同时被内部宣布了处分决定 中南海谣言预言_491
可见，在蒋超良和马国强去年初双双被宣布免职之后，如果已经被附带了党内处分的话，只能是党内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有湖北省委人士透露，日前由湖北省委副书记兼省长位置上黯然下台、到全国政协去等待退休的王晓东，事实上虽然没有在2020年2月和蒋超良及马国强一同下台，但当时他们三人同时都被内部宣布了处以党内的警告处分和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条规定，党员受到警告处分，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职务的党外职务。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
虽然蒋超良下台之后已经完全没有可能被安排在党内提升，或者被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比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既然已经被免去原来的职务，再被安排任何一个同级别的新任职务也还是需要一个为时至少一年半的“沉寂”期。马国强也是一样。
文章还称，有消息说，就在武汉疫情失控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一度保持沉默的习近平几次召见王沪宁、栗战书、许其亮、张又侠等人，问计发布戒严令的可行性。
中共政权自统治了中国大陆之后，由中央发布 “戒严令”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1989年“六四”镇压。
根据中共当局的相关“法律”规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戒严令。
当时的情况是，广场示威学生和社会各界的诉求之一就是召开全国人大，依法解决事端，所以就搞出了一个“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李鹏总理戒严令”。
之后，中共当局“痛定思痛”，肯定了对“戒严”一事进行专门立法的必要性。1996年，当时还是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共当局正式生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以下简称《戒严法》）。
《戒严法》称，“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决定实行戒严” “戒严期间，为保证戒严的实施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国家可以依照本法在戒严地区内，对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使做出特别规定”； “戒严任务由警察、武装警察执行；必要时，国务院可以向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派出军队协助执行戒严任务”。
武汉疫情失控后，当时有外界评论说：舆情汹涌，人民的怒火对准了官员，与其说习近平派去的省市委书记比蒋超良和马国强更有能力消灭瘟疫，不如说习近平派他们去是为了灭火，是为了巩固被这场大疫撼动的政权。表面看，习近平的权力仍然很强大，但是，李文亮医生不幸逝世之后，中国人罕见的一致的愤怒，对失去言论自由权利的愤怒，对一个吹哨人被剥夺权利的愤怒，一一指向北京，这也是近年来罕见的。在李医生逝世前，已经有清华教授许章润勾勒了“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的形势，还有在自己的祖国逃亡的宪政学者许志永发表了劝习近平让位的檄文。李文亮逝世后，到处都是要求政权向人民道歉，呼吁全国人大落实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的声音。
当时被派去的应勇无疑是习近平的政治亲信，但称得上是习近平政治亲信者多了去了，为什单单选中了应勇？而武汉市委书记的继任人，为什么会是当时的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而不是另外的什么人？
仔细研读并对照他们两人的中共政坛履历就不难发现，当时的习近平政权从中央部委和地方百官中，单单选中了都是职业警察出身的应勇和王忠林前往接掌危机中的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主要考虑因素就是在决定暂时不直接公开宣布实施 “戒严令”的前提下，在当地实施没有“戒严令”，但事实上比实施“戒严令”还严酷的控制手段。这两个职业警察出身的省级党政官员，是最可能胜任的。
如果把湖北和武汉疫情爆发之前的中共所有任副省部和正省部级官员逐一对比就会发现，正在担任省和副省一级地方党政主官者中，职业警察出身者少之又少，而应勇和王忠林又是他们中间履历最亮眼的两个。
（编辑：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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