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铭：习近平十天遭遇四次重击 死亡恐吓与政变阴云密布 中共二十大有四种可能：习近平留任、交权、遭遇政变、意外死亡 英前外交官揭习近平下台的两种可能方式 红二代对习近平心存不满与恐惧 美防长：“下一场大战”非常不一样

2021年4月21日，美国智库发布报告分析中共二十大后的四种可能，其中包括习近平遭遇政变与意外死亡。2021年4月26日，《纽约时报》撰文披露红二代陈小鲁对习近平不满。4月30日，两度担任英国驻华外交官的盖思德（Roger Garside）发文分析，中共政权更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势在必行。4月30日，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其首次重大政策讲话中，提出与过去20年最后一场传统战争截然不同的战争愿景，称下一场重大战争将和以往完全不同；敦促军方朝着更快、更具创新能力的方向迈进，以“战争速度”行动。


时政评论员李燕铭分析，自4月21日至4月30日，美国智库、媒体及英国外交官接连发文，公开谈论习近平面临的危机与二十大不交权的后果，直言习近平可能遭遇政变乃至意外死亡。事实上，习近平的政敌江泽民曾庆红集团与国际势力勾结政变反习的企图与行动从未停止；如今，江泽民曾庆红集团政变已公开化，并发出死亡恐吓；焦点在于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去留及高层人事布局。双方你死我活对决已无可避免，中南海政治风暴随时可能爆发。
 
*美智库：习不指定接班人 中共二十大有四种可能

2021年4月2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了一份30页的报告《习近平之后：后习近平时代领导人接班的预测》（After Xi: Future Scenarios for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Post-Xi Jinping Era）。

报告中说，中共内部一直权斗不断，而最高领导人的继承，几乎是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政治的核心戏码，高岗、林彪、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牺牲品。

邓小平在1982年通过宪法，对国家领导职务实行任期制。其后的江泽民，为了阻止乔石和李瑞环留任，分别在1997和2002年，将政治局常委年龄限制在不超过70岁和68岁。之后，中央委员会（不超过63岁）和政治局（不超过68岁）的年龄限制制度，成了中共所谓的惯例。任何超过63岁的人，都不能成为省级党委书记、省长或国务院高级官员。


习近平上任以后，首先在2017年，淘汰了胡春华和孙政才这两名潜在接班人，接着，在2018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上，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同时，习近平发起意识形态运动，严格控制言论，挤压异议空间，并积极宣传自己，还大大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从2016年自封为中共中央“核心”，并要求所有党员“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党中央的领导。

报告认为，习的权力得到巩固，但没有指定任何的继任者，牺牲了过去中共四十年来定期和平移交权力的惯例，把中国（中共）推向了潜在的不稳定的继任危机，对国际秩序和全球商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报告分析了2022年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去留的四种可能。

一、把权力移交给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人，三个最高头衔中，至少有两个可能被移交：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以让人相信这是真正的权力移交。

报告分析，习近平在两届任期内，通过集权，强化了中共的领导，现在他的许多改变已完成，他可能会觉得，能安心放弃权力。

另外，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习近平可能感到不得不下台。因为一个制度化的继位规则，能确保权力内部人员的预期，防止了政变的可能性，最终降低了领导人面对政变的风险。习近平可能意识到，全面集权可能会激起中共内部的联合反抗，因此他可能会选择提前退休。


有学者研究发现，41%的独裁者在卸任后一年内经历了流放、监禁或死亡，而民主国家领导人的这一比例仅为7%。

报告强调，如果习近平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他需要一个可以保证他安全的继任者。由于习近平反腐运动中的大清洗，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强大敌人，无论习近平选择谁作为他的接班人，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公开忠诚。即使习近平指定了继任者，并交出了所有三个领导职位，但几乎可以肯定是，他将继续幕后指挥。

二、习在2022年不交权，即留任。

三、习近平遭遇挑战或政变。

报告指出，习近平在2016年发表的一份内部讲话中，谈到了旨在“破坏和分裂党”的“政治阴谋活动”。同年，时任中共证监会主席的刘士余，指控包括孙政才和周永康在内的落马官员，“阴谋篡夺党的领导权，夺取国家政权 ”。种种迹象显示，推翻习近平的阴谋，并非凭空幻想。

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独裁者的权力，都是从高层内部被夺走，而不是普通群众。

报告指出，即使习近平是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也要靠各种集团的支持。经济急剧放缓或对国际危机的反复处理不当，可能会使习近平团队更加脆弱。


但报告也认为，在没有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目前对习近平发动政变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习近平监督了中共军队的人事轮换，并且他对国内安全部门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强，尽管中共党内和军方的高级成员拥有巨大权力，但他们缺乏基本行动的能力，无法在习近平无所不知的安全机构面前行动和沟通。

而在政治局或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上挑战习近平，需要众多官员的协作，即使有人表示异议，也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加入推翻习近平的努力。

四、习近平意外死亡或丧失行动能力

一旦习近平死亡，根据中共章程，总书记只能从政治局常委会的现有成员中选出，在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当选”。宪法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但在实践中，新领导人的选择，将通过非正式的协商和交易来决定，然后再由中央委员会批准。

报告分析，在权力真空的情况下，政治局内部有可能会陷入内讧，习近平的盟友也可能会分裂成不同的派别，支持不同的继任者。那些曾被习近平惩罚或边缘化的人，可能会将此视为重新掌权的难得机会，因此他们也可能会争夺控制权，这一过程无法预测如何发展。

另一种情况是习近平因健康问题而丧失行动能力。与死亡不同的是，丧失工作能力会迫使体制进入一个时间不确定的政治不确定期，在这个过程中，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试图同时在习康复和死亡之间维持平衡。


红二代陈小鲁对习近平不满

2021年4月2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该报北京分社社长裴若思（Jane Perlez）的新书《北京分社》中文章《父与子》的节选，作者曾多次采访陈小鲁，该书提到了陈小鲁生前对习的看法。

报道写道，“在我们头几次一起吃午餐时，小鲁（陈小鲁）比较小心谨慎，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对习近平有所保留。”

报道表示，陈小鲁对9号文件发表了负面评论。9号文件是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发布的，列出了中共定义为中国不可接受的西方思想——宪政民主、普世人权。9号文件是习近平发出的自由派人士将面临暴风骤雨的早期信号。它显示了习执行威权统治的决心。小鲁似乎深感失望。

陈小鲁较为知名的一个行为，是其在2013年8月公开为在“文革”中身为高中生的他犯下的过错而道歉。此举与当前的习当局做法形成对比。在近日中共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当局只用1页简略描述了文革经过，强调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与文革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却用了7页描述中共的“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


《纽约时报》的报道透露，陈小鲁认为，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这并不是我乐见的，但我无能为力。”

中共已故元老陈毅之子陈小鲁201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在海南去世，终年72岁。

旅美独立学者吴祚来的文章曾提到，据前中共副总理罗瑞卿女儿在陈小鲁的追悼会上透露，陈小鲁被上海有关部门拘审一段时间，出来后告诉朋友们，自己没事，可以旅游了。但知情者都知道，他已被禁令出国，而且还有消息说，有关部门追问他消费的安邦数千万旅游经费（这些经费应该是替安邦当理事或站台获得的报销费用）。即便陈小鲁在海南旅游，仍然会被有关方面严格盯梢，以防大佬级红二代出国，带来不可测的影响。


英前外交官：中共政权更迭势在必行

2021年4月30日，曾两度担任英国驻华外交官的盖思德（Roger Garside）在加拿大《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撰文，以他多年来对中共政权的研究，发表了对中共政权变革的独到见解。

盖思德说，有证据表明，中共这个极权主义政权外强中干，“它最根本的弱点在于依赖控制，而不是信任”。

他分析说，过去10年，中共政权用于内部维稳的预算一直高于国防预算，它对内部不满情绪的恐惧超过了对外部敌人的恐惧。而即使是最成功的中国企业家，那些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在金融科技或电子商务领域建立了商业帝国的人，也可能在最后一刻被取消破纪录的IPO（首次公开发行）计划，或者财富被政治命令没收。

盖思德说，如果人们抛开中共政权自己对成功和自信的叙述，就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全能党缺乏解决一系列长期存在的深层问题的力量。中国的国营部门是僵化和亏损的，但该政权不允许有活力和盈利的私营部门扩张，因为它担心这将破坏其政治垄断。为了保护无利可图的国有企业，中共政府保留了对主要银行的所有权，这样它就可以强迫这些银行为这些国有企业提供支持。由于私营公司无法从国有银行获得资金，他们只能求助于影子银行，而影子银行的做法缺乏透明度，风险也无法被监管机构计算。


盖思德表示，作为外交官，他经历了毛泽东之死和中国改革的开始，本以为经济自由化和财产所有权的进步，会带来中共的政治变革，但中共政权停止了转型，是因为担心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会破坏其政治垄断。

习近平的反腐行动治标不治本，因为造成腐败的根源是系统性的，比如依靠腐败来保持官员对中共政权的“忠诚”。盖思德说，只有通过系统性改革才能根除腐败，比如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和自由的新闻媒体，但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个大忌。在缺乏系统性改革的情况下，该政权只能对问题进行修补，而不是有效地解决它们。

盖思德指出，中国的许多精英阶层都强烈反对习近平的路线。他们意识到，没有政治变革的经济改革，已经造成了这个国家的问题，并危及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维护自身财富和权力的最大希望，正是在于激进的政治变革。

盖思德分析了中国政权更替的形式，一种是政变，他认为中国可能透过政变，启动向民主的过渡来实现政权的改变。政变不仅是中国政治内部动力的产物，美国透过策划美中对抗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导致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危机，这场危机将促使阴谋家们启动一个精心准备的计划，推翻习近平。


另一种政权变动的可能是，反习势力将阻止他在2022年11月的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大）三度连任。

盖思德认为，中共二十大将是反映中国未来的关键时间点，因为习的连任将提高他终身担任领导人的可能性，并使他此后的去职变得更加困难。

盖思德表示，许多人不相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可能会政权更替，这种态度来自于几十年来人们被灌输的关于中国如何成功的说法，但这些信息是由中共政权本身和所有那些在商业或其他领域中与中共政权有关的人提供的。

他认为，人们对未来的看法往往由惯性决定：人们倾向于认为世界将继续保持现状。但在1991年1月，有谁会预测到在这一年结束之前，苏联共产党政权将自我解体？

盖思德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继续接触全球的货币储备、国际银行系统、资本市场以及最大的科学和技术开发中心等，所有这些都被美国及其盟友所控制。“这给了我们地缘政治上的优势，我们可以利用它来为（中国的）变革创造条件。我们必须以一种渐进方式利用这种力量，激励变革。”

据悉，加尔塞德曾两次在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任职，多年以来持续研究中国政治、经济，他同时是发展银行家和资本市场发展顾问，也是《活过来：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书作者。由于他对中国内部的情况十分了解，其观点也备受外界关注。


美防长：“下一场大战”非常不一样

当地时间2021年4月30日，美军新旧任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和戴维森的交接典礼，在夏威夷珍珠港举行。

当天，奥斯汀在接掌国防部4个月后，在美军印太司令部这个象征美军印太地区实力中枢的地点，发表上任以来首次重大国防政策演说。

他表示，美国与敌对方“下一场大战”，将与过去的战事非常不一样。“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朝着捍卫我们国家的方向发展。”

奥斯汀说，美军必须结合科技、行动概念和能力，取得足以让对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可靠、灵活且极具威慑力的军事实力，“我们必须为自身创造优势，并为对手创造困局”。

奥斯汀说：“飞速发展的技术意味着我们为确保美国在潜在冲突所有五个领域（不仅是空中，陆地和海洋，还有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安全，所做工作的变化。”“它们意味着我们需要新的能力和灵活性操作，来应对未来的战斗。”

虽然奥斯汀在演说中没有点名“中共”，但他此前曾指出中共是美军“步步进逼的挑战”。

奥斯汀指出，美军必须对新兴的网路和太空威胁等更多面向的战争建立“新视野”，确保美军在陆、海、空、太空及网路领域的优势，包括发展量子电脑、人工智慧和边缘运算等科技。


卸任的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将军在奥斯汀之后发表了对当前局势的直率评估。

“印度太平洋的战略竞争并非在我们（美中）两国之间进行，而是自由（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背后的基本思想）与独裁主义、缺乏自由的中共目标之间的抗争。”戴维森说，“这场竞争并非使我们走上冲突之路。我们的首要工作是维护和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好战斗和取胜的准备。”

他重申，中共正在实施“有害”行为来挑战美国在印太的统治地位。

（撰文：李燕铭/燕铭时评；20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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