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铭：习近平签第73号主席令 架空李克强 习亲信栗战书获权提请撤销国务院副总理 胡春华处境岌岌可危 孙春兰或提前为习家军女将谌贻琴让位

2021年3月11日，习近平签署第七十三号国家主席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3月1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3月12日起施行。


3月11日当天，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修订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其中，新增的第三十一条为：“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可以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

新增的第三十二条为：“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委员长会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请，可以决定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

总部在北京的中共大外宣多维网3月12日发文《中南海内权力格局微妙变化》。文章称，中共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会议3月份修定了施行近40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它试图对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之间的权力平衡进行一次微调，而这一微调不仅像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涉及意义重大的部分国家领导人的人事任免大权，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政治权力分配的变化趋势。

这意味着，当每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召开频率更高（基本固定在偶数月召开，也可以根据情况临时召集）、权力更为集中（仅170人左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有权决定除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以外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任免，而无需再经过每年一次固定时间召开的将近3,000人参加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批准。因此，每次五年任期届中的换人，或将更加机动和频繁。


自1980年代邓小平主政后，中共非正常的高层人事任免越来越少。比如，1986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即由当时的全国人大年度会议而非人大常委会任命。同理，1991年邹家华、朱镕基，1995年吴邦国、姜春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均为内阁届中调整，其实现程序也均为当年全国人大全体会议表决决定，而非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

至于中央军委成员，1990年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兵权交接也是通过一次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完成的，其中也伴随着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等“其他军委组成人员”的上台。而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期间，中央军委届中大幅变动，当年12月张万年、迟浩田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王克、王瑞林、曹刚川跻身军委委员，则均由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即完成法定程序。这一模式被2010年跻身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习近平所复制。当时，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对习近平的任命。

文章称，此次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微调，概而言之：

其一，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的任免权“下放”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当然，国务院总理仍然拥有提名权；

其二，对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的个别人员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可以不必经国务院总理“提请”，也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提请”；

其三，修正案确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军委其他组成人员的人事任免和撤职权力（实际上并未“扩权”）。


文章还表示，北京这次主要指向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的改革为什么在此时提出修定呢？这包含了两层意思。

第一层，这一变化至少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务院总理之前微妙的权力再分配。

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后者进行监督约束，其地位不容置疑。而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毕竟不同于全国人大。

但是，《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案确实将全国人大的部分人事任免大权让渡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从国家机器的权力分配上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更大的权力，“拉近”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直接关系。

可以预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将对国务院总理本人之外的“其他组成人员”享有更直接的监督和任免权，同时这也大大强化了对国务院总理的影响力。

第二层，有观点认为，新的制度设计将为中共筹划二十大人事布局提供便利，因为这可以保障中共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几乎随时进行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的任免，同时对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其他组成人员”履行个别人员的“撤销职务”。而这些关键职位通常都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充任，且“暗含”中共未来接班安排，因此其人选至关重要。
 

首先，历史反复证明，过早“透露”接班人计划弊病不少。被选中者往往要在正式“接班”之前经历较为漫长的考核期，而“提前”布局不仅容易纵容被选中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姿态，而且对其他有潜力的人选也不公平，刺激“党内非组织活动”活跃。同时，一旦形势紧急生变，没有机制保证，中共失去灵活调整的空间，仓促换人，很容易授人口实，1980年代频繁的接班人调整便被受到了“政治生活不正常”“接班人制度运行不畅”的指责。

其次，从现实反应看，习近平第二届任期即将到期，北京透露的各种信号显示，目前没有安排任何接班人计划。这倒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共二十大及其稍后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全会不会“大换血”，而是说，在此之前，《全国人大组织法》修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有足够多的机会考虑这一问题，并灵活布局个别调整。

再者，掌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栗战书与习近平的渊源可以追溯至二人刚刚从政时期，政治理念又颇多近似，政治互信可以保证。这一安排当然会有利于二人在包括接班体制安排上达成更多共识。

时政评论员李燕铭分析，《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案及中共大外宣这篇报道释放的重要信号就是，习近平意在二十大高层人事布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被架空，习近平亲信栗战书主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扩权可任免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获权“提请”撤销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等副国级高官。这为二十大前夕高层人事变动，二十大高层人事部署埋下伏笔。


李燕铭分析，现任国务院副总理中，1954年出生的常务副总理韩正是政治局常委；1950年5月出生的孙春兰在十八大后由天津市委书记接替令计划出任统战部长，随后在十九大后出任副总理，跟随习近平亦步亦趋；1963年4月出生的胡春华是胡锦涛的团派人物代表之一，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曾是中共十九大前热门“入常”人选；1952年1月出生的刘鹤是习近平的嫡系亲信，头号经济智囊。

李燕铭分析，《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与栗战书人大常委会扩权，习近平意在为提前部署二十大高层人事铺路，严防政变。按惯例，常务副总理由政治局常委兼任，栗战书不大可能“提请”撤销韩正常务副总理职位；栗战书也不可能“提请”撤销自己人刘鹤。

李燕铭分析，《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后，国务院高层人事变动势在必行，首当其冲的是副总理胡春华。江泽民培植的“接班人”孙政才十九大前被整肃，给中共“隔代指定”接班制度带来不确定，胡春华也大受影响。孙政才落马后，一度传出习近平亲信陈敏尔将接替孙政才作为总理接班人选的传闻；中共十九大上，陈敏尔与团派接班人选胡春华均未入常；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前后，均传出陈敏尔、胡春华入常、成为接班人的说法。中共二十大前夕，习近平力捧亲信陈敏尔的迹象非常明显，而胡春华曾主政的内蒙古腐败窝案持续发酵，两人政治处境大相径庭。中共末日危机之下，高层生死搏杀白热化，习近平当务之急不仅要确保嫡系亲信上位，还要解除政敌的接班人威胁。胡春华沦为高层搏杀的磨芯之后，如果不知难而退、自请退职而平安着陆，很可能因卷入内蒙古窝案而被栗战书“提请”撤销副总理职位。


李燕铭分析，另外，现年71岁的孙春兰也有可能以年龄原因被栗战书“提请”撤销副总理职位，而提前为习家军嫡系人马让位。现任省级唯一女诸侯、刚升任贵州省委书记不久的谌贻琴是栗战书的贵州旧部，是二十大入局、接任副总理的热门人选。

中国新年前夕，习近平特意到访贵州，谌贻琴一路陪同，接受习近平耳提面命。中共两会上，官媒高调报道谌贻琴吹捧习近平的言论：“总书记带领我们进行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惊天动地的脱贫大战、惊叹世界的经济恢复大战，创造了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伟大奇迹。总书记享有更加崇高的威望，全国人民‘两个维护’更加自觉”。

李燕铭分析，《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后，中共二十大高层人事肉搏战提前展开。两会之后，中南海搏杀进入新阶段，大戏刚刚开始。

（撰文：李燕铭/燕铭时评；202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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