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铭：习近平“国师”郑永年请愿清华大学改“习近平大学” 背后的惊人秘密 中南海之外备胎“王沪宁”为江泽民留任造舆论 出书吹捧江泽民“政治遗产” 与王沪宁里应外合 软刀子杀习近平

李燕铭：习近平“国师”郑永年请愿清华大学改“习近平大学” 背后的惊人秘密 中南海之外备胎“王沪宁”为江泽民留任造舆论 出书吹捧江泽民“政治遗产” 与王沪宁里应外合 软刀子杀习近平

10月18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讲座教授郑永年向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国务院教育部、清华大学发起请愿书，吁请将清华大学改名为“习近平大学”。


郑永年这次领衔的请愿书，名为《高举习近平主义旗帜，引领中国迈向新纪元》，强调高举习近平主义旗帜，就必须将习近平母校清华大学更名为“习近平大学”，“形成南有中山大学、北有习近平大学，前有孙中山三民主义、后有共产党习近平主义的历史格局”，并在“习近平大学”用习近平主义武装出一批批具有坚定习近平主义理想的各行各业中国精英。

请愿书共同发起人还包括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王仲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友会会长、上海市政府国家安全名誉顾问沈根林，以及上海嘉定区南翔镇党委书记严健明。

台湾《自由时报》报导，到台湾时间10月21日晚间9时左右，约有78人响应连署，但请愿书真伪仍有待确认。

郑永年，是浙江省余姚县人，1988年取得北大政治科学硕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1989年“六四”后，他赴美留学并于1995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学位。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据报，郑永年2019年7月回国，并筹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

尽管郑永年曾长期在国外工作，但他一直替中共政权站台。例如，郑永年提出香港必须“二次回归”；“香港人成不了气候，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等等。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4日与9名经济学者进行会议，包括常年在海外任职的郑永年、台湾出生的林毅夫、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中共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等人。

随即郑永年等9人被外界冠以“习近平（经济）国师”头衔；随即，郑永年被踢爆，在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期间，曾性骚扰2名女职员。虽然郑一概否认相关指控，但新加坡国立大学方面已证实有两起性骚扰举报，其中一起案件，警方今年4月23日曾对郑永年提出“严厉警告”。性丑闻爆出后，郑永年已经向东亚研究所辞职。
 
深陷性丑闻备受舆论关注的郑永年随后却在大陆接连履新要职。9月23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举行成立仪式，郑永年担任该院首任院长。深圳副市长聂新平出席活动。

9月28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9日，该学院发布官方消息称，该学院成立当天还举行了该院“成立暨郑永年教授聘任仪式”，上海交大校长林忠钦为郑永年颁发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聘书，林忠钦和郑永年为上海交大政治经济研究院揭牌。

值得关注的是，上海交通大学位于江泽民集团上海帮老巢，也是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母校。经过数十年经营，上海交通大学成为江泽民在上海老巢的一重要势力地盘。自2004年下台后，江泽民不断借上海交大露面。


时政评论员李燕铭分析，过去半年来，尤其五中全会前夕，习近平针对江泽民集团操控的政法、金融、医药卫生、文宣、科技系统大力清洗，习江搏杀白热化。敏感时刻，被称为习近平“国师”的身陷性骚扰丑闻的郑永年竟然在江泽民母校高就，令人大跌眼镜。

《燕铭时评》查阅发现，郑永年与江泽民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隐秘关系。

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夕，郑永年著书《江泽民的遗产:在守成和改革之间》，名义上为评论分析，但多有吹捧之语。这本书的出版内幕不得而知。可以参考的是，三年后，亦即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后，2005年，美国库恩基金会董事长库恩出版了江泽民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江泽民传》被外界评为“专门拍马屁”的传记，有的只是对江肉麻的吹捧和毫无根据的涂脂抹粉。

库恩是犹太商人，不会中文却写出《江泽民传》。库恩曾公开承认，他只见过江本人三次，从来没做任何采访：第一次是1993年在古巴国宾馆，当时江泽民正在古巴进行国事访问；第二次是2000年在纽约的一个招待会上；第三次是2003年11月在北京。


2005年2月，大陆传记作家叶永烈在《亚洲周刊》撰文透露，2001年3月他被国务院新闻办局长叫去，要他帮助写江泽民传。这位杨局长表示，介于海外流传各种不利于江泽民的文章、书籍，影响非常大，所以需要出版“我们的江传”。当时库恩主动提出要写江传，于是中共出面帮他物色合作人。

为了保密，该书被命名为“001工程”，叶永烈接到任务后，列出了3000字的提纲、15页的江泽民年谱、大量参考书目及百余人的采访名单。但当他提议该书由他与库恩联合署名时，却遭到坚拒，两人的的合作因此中断。4年后当50万字的传记面世时，库恩对叶永烈解释说，他们最后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个黑箱子”，因为“中国是一个黑箱子”然而在以后的所有宣传中，库恩都坚称自己是该书唯一的“独立”作者。据前哨杂志披露，叶永烈曝光此事后，叶即被列入“内控”名单。

中共十六大前夕，郑永年著书《江泽民的遗产:在守成和改革之间》，背后是否如同库恩写传记一样，是一项秘密政治任务？


与之呼应，2002年8月，郑永年曾撰文《“到站不下车”与江泽民的去留问题》，为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制造舆论。文章说，近日来，整个世界都被从北京传出的一条消息所困惑：中共十六大要推迟了。背后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江泽民先要访问美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十六大。明眼人看得出，这根本不是一个原因。没有一位领导人因为国际要务而敢推迟党的代表大会这个中国政治上最重大的事件。如果真的是这样，人们可以想见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专制程度了，以自己的意志办事，完全不顾党的利益。推迟十六大的真正原因在于江泽民到站要不要下车的问题。很显然，江泽民想继续留任党的总书记，到站了不想下车。

文章称，仔细想一下，“到站不下车”的提法是有些问题的。中国高层政治并没有多大的制度化。除了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只能任两届外（即限任制），没有规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届数。就是说，没有任何规定总书记上车后能够坐几站？应当什么时候下车？因为没有这些规定，没有一个领导人是自愿会下车的。这是由政治权力的本质所决定的。总书记不下车不仅仅是总书记个人的权力问题，而且也是现任总书记接班人的“车票”过期了会不会作废的问题。如果胡锦涛这次挤不上车，他所持的车票过了十六大还能有效吗？


文章“出谋划策”：在“不下车”和“车票作废”之间是可以找到一条折衷的方法的，那就是在总书记不下车的同时让胡锦涛挤进这班车。如果说“不下车”意味着江泽民同时保留军委主席和总书记两个职位的话，不让胡锦涛的车票作废要求江泽民要有所放弃。最优的方法当然是江泽民让出总书记的职位，如人们早先预期的那样把权力棒如期交给胡锦涛，如邓小平曾经做过的。这个选择从长远来看会给把权力交班制度化大大推进一步，同时也会成为江泽民正面的真正历史遗产。次优的选择就是传说中的设党的主席制，江泽民任主席，胡锦涛任副主席（或者其它人们可以想见的选择）。

随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曾庆红操控军头“政变”，留任军委主席；“验证”了郑永年提前三个月给出的“折衷方案”。

随后在2003年5月，郑永年又发文《“非典”、人民与“三个代表”》，为江泽民在非典疫情期间的反常表现辩护。文章先抛出问题：为什么江泽民派人马在“非典”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对事情表达意见，更没有显示对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团队的高度支持？为什么“平衡地开除”卫生部长张文康（被解读为江派人物）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解读为胡锦涛派人马）？
 

文章辩解称，江泽民本人及其人马在开始时期对“非典”事件没有表态并不表示他们和胡、温人马之间没有共识，或者不支持胡、温的工作。无论是江泽民及其人马是有意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一开始就出来表示这样那样的意见，外界又会把此解读为江泽民仍然是中国的“太上皇”。江泽民这样做无疑是为了表示其高姿态，让外界相信，新的领导团队已经真正开始运作，而他只是扮演新执政团队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罢了。“平衡开除”说也没有多大的道理。张文康是卫生部部长，兼任党委书记，孟学农则是北京市长兼任副书记。开除他们和中国的政治程序有关。“非典”事件属于行政事务，当然要有部长或者市长等行政领导来承担，而非党委来承担。尽管中共还是党领导行政，但从理论上党和行政还是两码事。在北京市的案例中，要市委书记而非市长来承担“非典”的责任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


时政评论员李燕铭分析，据以上不完全公开信息，有理由相信，郑永年早已为江泽民所用，其角色相当于中南海之外的翻版王沪宁，充当江泽民的智囊，替江泽民在外围发声、引导舆论。郑永年身陷性丑闻后，迅速被江泽民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高调聘为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凸显郑永年与江泽民上海帮之间的紧密关联。

李燕铭分析，五中全会敏感期，名为习近平“国师”、实为江泽民马仔的郑永年请愿清华大学改“习近平大学”，居心险恶；明眼人都知，这是典型的高级黑，软刀子杀人，将习近平置身于海内外舆论谴责的漩涡中心。这与习近平另一“国师”、江泽民与曾庆红长期培植、安插在习近平身边的王沪宁的高级黑手法如出一辙。

（撰文：李燕铭/燕铭时评；20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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