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罕见曝光天津官场关系圈 天津帮后台直通江泽民 罗干勾结天津帮阴谋设局 促发一起震惊国际的大事件 天津三名高官随后相继出事 中南海不可告人的秘密_163

官媒罕见曝光天津官场关系圈 天津帮后台直通江泽民 罗干勾结天津帮阴谋设局 促发一起震惊国际的大事件 天津三名高官随后相继出事 中南海不可告人的秘密_163

天津是江泽民集团天津帮与江派政法势力盘踞的重要窝点。曾经主掌天津的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是江派重量级人物。张高丽从深圳市委书记到广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长、山东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再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仕途上一路都有江泽民的扶持和提拔。
 

2018年7月，《中国新闻周刊》刊文称，天津官场的“圈子文化”已成渗透之势，在被查出的问题官员中，下至乡镇区县官员，上至市委主要领导，很多都在“圈子”里。

例如：天津市纪委曾通报“搞圈子”的3个典型案例：天津港集团公司前董事长于汝民掌握的“秘书圈”；红桥区政协前副主席李可组建的“友谊圈”；万继全经营“商人圈”。而由身居高职官员组成的“中心圈”，更使得一些人攀附上关系后官运亨通，贪污淫乱。

文章说，这个“中心圈”，是以已获刑12年的天津市委前市长黄兴国为核心的，成员均是由位高权重的官员组成。其中包括，天津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前副主任张泉芬，她因攀附上圈子里的人而得以升职。张泉芬已于2017年9月因涉嫌受贿罪、贪污罪被立案侦查。

另有三位60后正厅级落马官员，都是黄兴国“圈子”里的人。这三人分别是天津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前总经理段宝森；天津市地质矿产勘查局前局长尉永久；天津市机械设备成套局前局长罗福来。

段宝森在诚基中心君临大厦项目审批中，收受好处，违规确定夹层不计入建筑面积、违规确定土地出让金收取标准；尉永久也自以为有了大靠山，为他人介绍项目、承揽工程，涉嫌索取、受贿500多万元人民币。

罗福来则多次给黄兴国送上和田玉件、名贵字画等礼物。在武清区，先后有50多名干部钻入罗福来的圈子，给他送钱送物。


江苏省委前常委、前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赵晋开也是黄兴国“圈子”里的人。

赵晋开发的君临大厦项目因质量问题被指是一座危楼。君临大厦背后涉案官员众多，除段宝森外，还包括河北区建委副主任杜娜丽，天津市规划局东丽区规划分局前局长王樾，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前处长罗凯，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前处长申英等。
 
天津市津南区水务局原党委书记、原局长万继全是天津“商人圈”的代表。在万继全的商圈里，当地一个个小包工头都在他的“关照”下，成为坐拥上亿资产的大老板。2017年9月22日，万继全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60万元。

天津港集团公司前董事长于汝民则是“秘书圈”的代表。于汝民于1996年就当上了天津港务局副局长，2007年任天津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直至2013年退休。2017年4月17日，官媒曾发文披露，于汝民因拉帮结派、搞裙带关系和小团伙，组建“秘书圈”等问题，被立案审查。

报导说于汝民靠着 “前任推荐后任”的方式，在天津港形成了一个裙带关系极其严密的“秘书圈”。

除了上述圈子，在天津落马官员中，一些官员非常重视 “发小”、“兄弟”等关系，纷纷组建“友谊圈”，代表人物红桥区政协前副主席李可已于2016年10月被调查。
 

黄兴国2016年9月10日落马后，被批封官许愿、任人唯亲，执意栽培使用自己的人马，使拜码头、拉山头等天津“圈子文化”愈演愈烈。

2017年9月25日，黄兴国以“受贿罪”被判刑12年，他被指非法受贿4,003多万元人民币。官方通报中还提到，黄兴国检举了他人违纪线索。“经查证属实，因而从轻处罚”。黄兴国还被指与2015年8月发生的天津大爆炸案件有牵连。

据悉，黄兴国是通过巴结江泽民而迅速发迹的。黄兴国主政宁波期间，宁波高速公路的各个出口，都竖起了江泽民的巨幅画像。同时，黄兴国与前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关系密切，两人在天津官场内外相互抬举吹捧。

现任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仕途从辽宁起步，之后调往广东长期任职，先后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深圳市委书记。据报，李鸿忠受到江泽民姘头黄丽满关照和提拔，并成为黄的心腹。2007年12月，李鸿忠调任湖北省副省长，代理省长；2008年至2010年，任湖北省长；2010年至2016年9月，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曾紧跟薄熙来在湖北大搞“唱红”，薄因政变曝光而下台后，李鸿忠见风势不妙，赶紧煞停湖北“唱红”。

天津市代理书记黄兴国落马后三天，2016年9月13日，李鸿忠接任天津书记。李鸿忠在广东、湖北、天津主政时，一直紧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1999年“7．20”之前，中国曾发生一起震惊国际的事件。当年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并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导火线，而在此之前发生的天津市公安局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暴力抓捕事件，则是“4．25”事件的真正起因；事后很快发现，这正是江泽民、罗干一伙设下的圈套，为镇压法轮功制造藉口。

1999年4月11日，在罗干授意下，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文，再次引述1998年在北京电视台用过的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不但天津法轮功学员于4月18～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当时何祚庥所在的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法轮功学员都认为那篇文章蓄意歪曲事实，荒谬之极，误导读者，有导师和博士共几十人联名给编辑部写信陈述实情。

当出版社方面了解事实后，正准备发声明更正之际，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在驱散自发前往编辑部澄清事实的法轮功学员时大打出手，导致多人流血受伤，并抓捕了45人。


法轮功学员要求放人，天津市政府说公安部介入了，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他们不能放人。天津市政府统一口径：“你们去北京反映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当时在派出所里警察对抓进去的法轮功学员做笔录讯问：“你们怎么不去中南海？”学员：“去中南海干什么？”警察说：“你们敢去吗？”据当时被抓进派出所的学员说，他们都被反复问：“你们怎么不去中南海？”

“天津抓的人，得去北京要”，这是天津当局给法轮功学员的“建议”。放不放人，由北京说了算，天津解决不了问题。事后很快发现，这正是江泽民、罗干一伙设下的圈套。他们有意把法轮功学员往北京引，去北京要人，提诉求。北京能接待受理法轮功学员投诉的部门只有国务院信访办，位于北京府右街的国家信访局，那里紧邻中南海。来自北京的授意，不但把法轮功学员引去北京，还引向中南海，到那里去解决问题，这为日后“围攻中南海”设下圈套。


当时配合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具体挑起“4．25”事件的正是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时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宋平顺、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武长顺；时任天津政法委副书记李宝金也是在天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

2006年，几乎与上海社保案同步，天津政坛发生“坍塌”。2006年6月，时任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天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宝金被“双规”；次年6月3日，时任天津市政协主席、原政法委书记宋平顺“自杀”。

中共十八大以来，天津官场被持续清洗，除黄兴国之外，杨栋梁、武长顺、尹海林和王宏江等省部级“老虎”先后落马。

（编辑：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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