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智囊俞可平卸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俞可平频发敏感言论：中共政治体制违背了六条政治学公理 中共面临六大突出问题 中国渐进民主的三条途径 中南海不可告人的秘密_265
胡锦涛智囊俞可平频发敏感言论 卸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被视为胡锦涛智囊的俞可平2020年12月卸任任职五年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曾担任14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2015年辞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职位后，频频发表政治敏感言论，直言中共政治体制违背了六条政治学公理，承认中国已出现局部治理危机，总结中共政治治理面临六大突出问题；含蓄批判中共网络封锁制度，称“以堵为主的网络制度不长久”；提出中国实现渐进民主的三条途径。
*俞可平卸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澎湃新闻网12月8日报道，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网站“学院领导”栏目信息，此前担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燕继荣教授已出任院长一职，俞可平卸任。
燕继荣，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政治学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联合副主任、秘书长；教育部社科委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部秘书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会副会长；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燕继荣的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发展以及政府管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成立于2001年12月，其宗旨声称是“管理政府、治理国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学院前身为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北京大学政治学门和政治学系。前任院长为俞可平。
*俞可平曾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4年 被视为胡锦涛智囊
俞可平，1959年7月出生，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中国当代政治学者。1981年，俞可平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今绍兴文理学院）。1982年，考取厦门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后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并曾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2015年担任新组建的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1988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旋即调任中共中央编译局。
1988年至2001年，俞可平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人员。期间，1994年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副所长，并于同年赴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教授、1995年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1997年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1998年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创办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并兼任主任。
2001年10月至2015年10月，俞可平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期间于2002年、2010年和2013年分别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省部班进修学习。2011年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新世界高级研究员”（中组部选派）。
俞可平在中央编译局任职期间，屡有与中共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敏感言论。200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俞可平还发表过《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协商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公共成果》等民主相关文章。
俞可平被外界视为胡锦涛的文胆、智囊。但在每次被问及此称号时，俞可平称自己“不是高层智囊”，是“左边说我右，右边说我左的独立学者”。在胡锦涛当政期间，俞可平曾在倒薄等政治事件上替胡、温发声。习近平上台后，俞可平也多次发表挺习言论。
2014年4月16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俞可平的署名文章《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文章触及习近平的“中国梦”，称“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就“难圆复兴中华的中国梦”。
2015年10月28日，已担任14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宣称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10月30日，俞可平转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在北京大学履新发言中，俞可平谈及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称公平正义和依法治国是治国的底线。
2015年11月至2020年12月，俞可平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俞可平因倡导“治理”、“善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官民共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等而广受关注。2008后获“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称号，2011年获“中国软科学奖”，同年被美国《外交政策》评选为“全球百名思想家”，2015年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年度学者”。
*俞可平频发敏感言论
俞可平频频发表与中共独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敏感民主政治言论，并被亲习阵营的媒体财新网持续报导，引外界持续关注。
2015年10月19日财新网发表俞可平文章《邓小平与中国政治的进步》，从思想解放、彻底否定文革、民主与法制等五方面来谈邓小平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以及邓没有完成的重大任务。俞可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民主和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等”，“不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2015年12月7日，财新网以《我们违背了哪些政治学公理》为题刊登俞可平在北京大学的公开演讲。俞可平结合中共官场乱象，阐述中共政治体制违背了六条政治学公理；并表示“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2016年1月5日、6日，俞可平接连在财新网发表文章，呼吁客观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公开谈论四大政治理想：善政、法治、民主、安全；并称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的不公。
2016年2月19日，俞可平在财新网刊文称，中国官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专制主义，唯有民主法治才能破解官本主义。
2016年4月23日，俞可平在北京大学2016中国青年政治人论坛开幕式上演讲时，公开谈论民主、自由、人权及政治制度设计；强调政治发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呼吁青年政治学者引领社会政治思想，推动社会政治进步，言论大胆、敏感。
2016年5月24日，财新网发表俞可平的专栏文章《现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文章强调，民主而非专制，法治而非人治，善治而非善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的主要合法性来源。
2016年6月13日，俞可平在财新网发文说，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更有现实政治的意义。文章重点阐述，即使像俄罗斯这样具有深厚专制政治传统的大国，走向民主政治也是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
2016年7月5日，财新网发表了经俞可平审定的6月26日演讲报告“政府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俞可平在演讲一开始即强调，民主不但是个好东西，而且要继续往前推进。
2016年7月7日，财新网发表俞可平6日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辞。俞可平向356名毕业生大谈“主权在民”，期待毕业生践行“公民精神”，强调公民最大的权利是参与国家的公共管理。
2017年7月5日，中共十九大前，俞可平在北大毕业典礼上题为《追求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致辞由大陆媒体发表。俞可平在致辞中称，在所有人类幸福中，有尊严的幸福，是最高的幸福。自由地思想、不受恐惧地表达，也关乎尊严；遵纪守法、维护正当权益关乎尊严……。尊严和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并通过适当的法律制度去争取。
*俞可平：中共政治体制违背了六条政治学公理
2015年12月7日，大陆财新网发表以标题《俞可平：我们违背了哪些政治学公理》发表俞可平于12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的公开演讲内容。
俞可平演讲中表示，政治有许多的定义，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公认度最高的一个定义是：政治是关于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政治与人的根本利益相关，不同的利益就会有不同的立场，从而形成不同的观点。但政治学虽然复杂，也有其自身的公理。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俞可平总结，中共体制违背了六条政治学公理：
一、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很多中共官员对上唯唯诺诺，对“主人”百姓则颐指气使。因为现在一些官员的选拔制度，违背了一条政治学公理：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如果这个官职是老百姓给的，那这个官员就必定听老百姓的话。如果这个官职是上级领导给的，那他当然就只对上言听计从了。
二、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政须出一门
俞可平说，有些人想不通，一些干部“从早上鸡叫干到晚上鬼叫”，有忙不完的事，怎么老百姓还是不满？
他以中共官场实例说明相当部份的制度设计违背了政治学的一条原理：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政须出一门。如果一件事有好多部门管理，那么效率肯定低。
三、由上及下的决策指令与由下及上的决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
还有另一种现象，上面官员到下面去调研发现很多数据不真实，有水分。中央官员去地方调研，地方肯定要做准备，但很多准备其实是造假，有的连“群众”都是地方官员扮装的。
因为中共制度设计，违背了另一条政治学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与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谁要是违反了这套规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
四、权力须受到制衡，并形成封闭的环
还有一个现象是，贪污腐败，现在整治力度很大，抓起来的“老虎”有100多个。俞可平表示，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看到的是制度问题。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个人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
俞可平表示，权力必须受到制衡；权力不但要受到制约，而且还要形成封闭的环。不能有一个环节缺失，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缺失，那么其他的环节都无效。特别是对第一把手的制约，缺漏太多。
五、下属权利原则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权力的上下级关系并不等于官员权利的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官员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但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有些上级官员对下级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在上级面前有时失去了自己的基本人格，奴颜婢膝者有之，人身依附者有之。
究其原因，中共的制度违反了政治学中的“下属权利原则”。例如，不同官员级别不仅薪水不同，而且在退休、住房、用车、医疗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这种制度设计完全没有体现出“下属权利原则”。
六、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理性”
俞可平说，现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最后是合法利益个人化。不同的利益群体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有些群体掌握着决策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群体或部门利益倾斜。
俞可平表示，中共现在的许多制度设计，根本不考虑官员的这种“理性”。国家的制度设计，必须规范官员的“理性”，既保护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又防止其“理性”的过度扩张。
*俞可平谈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
2016年5月24日，财新网发表俞可平的专栏文章《现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该文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标题为《权力与权威——新的解释》。文章称，在贯穿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的“王霸”之争中，从总体上说，“王道”是统治者、学者和民众追求的理想政治模式，是中国传统的核心政治价值。具体地说，王道能够使人心悦诚服，带来自愿的服从；王道能降低执行的成本，提高行政的效能；王道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文章表示，行王道的要害是得民心。要得民心，统治者必须行“德政”“仁政”或“善政”。
文章认为，传统政治区别于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就是社会政治生活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民主而非专制，法治而非人治，善治而非善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的主要合法性来源。与此相一致，只有沿着民主、法治和善治的道路，政治权威的增强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和趋势。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特别是在网络化和全球化时代，不仅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完全改变了，而且政府官员个人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极大地改变了。官员要对民众拥有足够的权威，不但需要公正、清廉、尽职、守法、爱民等传统政治美德，更需要透明、平等、责任、民主和法治。
文章最后表示，随着网络化时代的来临和社会政治的进步，权力将逐渐回归社会，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将不可逆转地日益压倒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和政治领袖也将变得更不重要，而公民及公民权利将变得更加重要。
*俞可平承认中共公信力流失
2016年7月，俞可平在财新网发表文章，题为“为何政府的创新动力不足？”俞可平在文中表示，“善政是善治的关键”，没有好的政府就没有好的治理。然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共遇到的挑战、存在的问题还很多。
首先就是“政府公信力流失”。他写道：“大家都有感慨，现在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坑蒙拐骗这么多，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都不可信了。很多人都惊叹社会堕落，世风不古了。”
俞可平认为，“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 如果一旦觉得政府不可信了，这个社会就无法信任了。”
他说，现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政府的公信力陷入了“塔西佗陷阱”。政府一旦公信力流失，社会诚信就会缺失，最后受伤害的是政府自己。如今的官员压力非常大，居然成为自杀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对那些自杀的官员，网民们还要说“查一下，有没有问题”。这种现象真的要深思啊！
除此之外，文章列举的问题还包括政府创新动力不足、行政成本过高、形式主义泛滥、一把手权力集中、政府管理出现低俗化倾向等问题。
*俞可平：中共面临六大突出问题 危机已现
2016年6月27日，大陆新浪网以及第一财经等媒体报导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26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做题为“政府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报告。
报导称，早在十年前，还在中央编译局担任副局长的俞可平就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报告一开始，俞可平说，民主不但是个好东西，而且要继续地往前推进。
演讲中，俞可平承认中国已出现局部治理危机，存在政府公信力流失、官民冲突、环境污染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老百姓越来越不满，就会演变成执政危机。
俞可平总结中共政治治理面临的六大突出问题有：政府公信力流失、政府创新动力不足、行政成本过高、形式主义泛滥、一把手权力集中、政府管理出现低俗化倾向。
俞可平解释说，政府公信力流失到了什么程度？某些部门和某些地区已经陷入“塔西佗陷阱”。古今中外没有出现过的一个现象在中国出现了——官员居然成为自杀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尤其不幸的是，其他人自杀大家同情，但是只要登了一个官员自杀的新闻，跟帖第一往往是“死得好”，第二是“查一查有没有问题”。俞可平说，做官做到这个份上真的要深思。
关于“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习近平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曾提及。习近平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
关于政府创新力不足的问题，俞可平表示，自己主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16年，到了第八届，感觉到广东和浙江两个创新大省政府创新的动力明显弱化，全国范围的弱化更是相当地普遍。
在行政成本过高方面，俞可平举了“维稳”成本过高的例子。他说，每次去北京开两会，正常情况下两会代表、委员去就可以了。但现在经常有四批人进北京，一批比一批成本高：两会代表、上访代表、截访代表和慰问截访的人。这种以堵为主的“维稳”不断地增加成本，而且防不胜防。
关于形式主义泛滥，俞可平表示，下面很多机关的形式主义又回潮了，“原来反对文山会海，现在开会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俞可平表示，推进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主要包括九个目标，民主、法治、责任、服务、优质、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在这九个目标中，民主政府是前提。
俞可平认为，政府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的技术工具，除了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基本手段以外，现在的政府治理应当善于运用市场工具、社会工具、舆论工具和网络工具。各级政府一定要简政放权做到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特别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开放度，提高行政效率。
俞可平说，“现在的信息网络工具我觉得有很多改进的地方，相应的制度还是以堵为主，以堵为主肯定不是长久的。”
*俞可平出新书 借古喻今谈法治
2016年10月15日，财新网刊登了俞可平的新书《走向善治》自序。俞可平写道， 一般认为，民主政治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间中，民主一直被当作是不好的制度。
直到20世纪以后，民主才逐渐从非常规政体变为常规政体，成为世界历史的潮流和人类政治进步的方向。促使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法治的出现。民主植入了法治的基因后，才成为人类迄今最理想的国家制度。
书中说，对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来说民主和法治缺一不可。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有诸多要素，其中法治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
没有法治的民主就是残缺的民主，就难发挥民主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桌腿很粗壮，但桌面破烂不堪，那就更不像样，更不能发挥民主的积极作用。
所以，从根本上说，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法治；没有法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从根本意义上说，法治的实质是保障公民的权益。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素，是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它本质上是为民主政治服务的。民主才是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离开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公民的权益，法治就成了无本之源。
书中说，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将民主与法治有机地统一起来，将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有机地统一起来，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谋划和推进大陆的民主法治建设。
法律要以民意为基础，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民主需要法治的保障，没有法治就没有健康的民主。敬畏民意，就要崇尚法治；崇尚法治，则必须敬畏民意。离开法治对待民意，就有导致民粹主义的危险；离开民意对待法治，则有导致精英主义的危险。
*俞可平提出渐进民主的三条途径
2016年11月，俞可平在其新书《走向善治》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实现渐进民主的三条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
俞可平表示，这些年来，中国遇到许多挑战，但最大的挑战是社会不公。不公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正因此丧失公信力。
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而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基尼系数更高，达到0.61。
对于反腐方面，俞可平表示，近年来当局加大反腐力度，查处了一批贪官，但这绝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恰恰相反，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还不够健全。
他打了个比方，一个水塘中死了几条鱼，可能是鱼本身有病；如果死了一群鱼，就一定是水有问题了。同理，如果个别官员腐败，可能是官员本身的问题，如果大面积腐败，就一定是制度环境有问题。
他表示，要从根本上遏制官员腐败，就要做到让官员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其中让官员“不能”腐败最为重要，也就是构筑廉洁政治的制度屏障。这样，即便有些官员利令智昏、铤而走险，也有制度阻挡，使其贪欲难以付诸行动。
书中还谈到，中国走民主化过程，应坚持走渐进改革的道路，但在改革的各个关节点上，都必须有所突破，用突破性改革来防止突变，进而防止社会的大动荡。突破性改革难度很大，但必须去做。
俞可平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有四个。一是善政，二是法治，三是增量民主（也叫渐进民主），四是安全。
对于增量民主，俞可平谈到，一定要不断地通过渐进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为善政和法治提供制度环境。
而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可以让民众直接享受民主的好处，但高层民主决定国家的命运。
对于安全方面，俞可平表示，没有安全，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而这里说的安全有很多层次，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包括温饱无忧、环境干净、食品安全、空气洁净等；还有秩序良好，走在路上不用担心被抢、被谋杀。
再高一点是自由表达的安全，免于恐惧和压制，在法律框架内有自由表达权和公共参与权，不用担心有人来揪辫子、整“黑材料”。
被视为胡锦涛智囊的俞可平2020年12月卸任任职五年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曾担任14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2015年辞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职位后，频频发表政治敏感言论，直言中共政治体制违背了六条政治学公理，承认中国已出现局部治理危机，总结中共政治治理面临六大突出问题；含蓄批判中共网络封锁制度，称“以堵为主的网络制度不长久”；提出中国实现渐进民主的三条途径。
*俞可平卸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澎湃新闻网12月8日报道，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网站“学院领导”栏目信息，此前担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燕继荣教授已出任院长一职，俞可平卸任。
燕继荣，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政治学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联合副主任、秘书长；教育部社科委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学部秘书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会副会长；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燕继荣的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发展以及政府管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成立于2001年12月，其宗旨声称是“管理政府、治理国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学院前身为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北京大学政治学门和政治学系。前任院长为俞可平。
*俞可平曾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4年 被视为胡锦涛智囊
俞可平，1959年7月出生，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中国当代政治学者。1981年，俞可平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今绍兴文理学院）。1982年，考取厦门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后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并曾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2015年担任新组建的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1988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旋即调任中共中央编译局。
1988年至2001年，俞可平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人员。期间，1994年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副所长，并于同年赴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教授、1995年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1997年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1998年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创办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并兼任主任。
2001年10月至2015年10月，俞可平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期间于2002年、2010年和2013年分别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省部班进修学习。2011年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新世界高级研究员”（中组部选派）。
俞可平在中央编译局任职期间，屡有与中共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敏感言论。200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俞可平还发表过《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协商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公共成果》等民主相关文章。
俞可平被外界视为胡锦涛的文胆、智囊。但在每次被问及此称号时，俞可平称自己“不是高层智囊”，是“左边说我右，右边说我左的独立学者”。在胡锦涛当政期间，俞可平曾在倒薄等政治事件上替胡、温发声。习近平上台后，俞可平也多次发表挺习言论。
2014年4月16日，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俞可平的署名文章《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文章触及习近平的“中国梦”，称“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就“难圆复兴中华的中国梦”。
2015年10月28日，已担任14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宣称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10月30日，俞可平转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在北京大学履新发言中，俞可平谈及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称公平正义和依法治国是治国的底线。
2015年11月至2020年12月，俞可平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俞可平因倡导“治理”、“善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官民共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等而广受关注。2008后获“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称号，2011年获“中国软科学奖”，同年被美国《外交政策》评选为“全球百名思想家”，2015年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年度学者”。
*俞可平频发敏感言论
俞可平频频发表与中共独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敏感民主政治言论，并被亲习阵营的媒体财新网持续报导，引外界持续关注。
2015年10月19日财新网发表俞可平文章《邓小平与中国政治的进步》，从思想解放、彻底否定文革、民主与法制等五方面来谈邓小平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以及邓没有完成的重大任务。俞可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民主和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等”，“不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2015年12月7日，财新网以《我们违背了哪些政治学公理》为题刊登俞可平在北京大学的公开演讲。俞可平结合中共官场乱象，阐述中共政治体制违背了六条政治学公理；并表示“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2016年1月5日、6日，俞可平接连在财新网发表文章，呼吁客观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公开谈论四大政治理想：善政、法治、民主、安全；并称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社会的不公。
2016年2月19日，俞可平在财新网刊文称，中国官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专制主义，唯有民主法治才能破解官本主义。
2016年4月23日，俞可平在北京大学2016中国青年政治人论坛开幕式上演讲时，公开谈论民主、自由、人权及政治制度设计；强调政治发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呼吁青年政治学者引领社会政治思想，推动社会政治进步，言论大胆、敏感。
2016年5月24日，财新网发表俞可平的专栏文章《现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文章强调，民主而非专制，法治而非人治，善治而非善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的主要合法性来源。
2016年6月13日，俞可平在财新网发文说，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更有现实政治的意义。文章重点阐述，即使像俄罗斯这样具有深厚专制政治传统的大国，走向民主政治也是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进程。
2016年7月5日，财新网发表了经俞可平审定的6月26日演讲报告“政府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俞可平在演讲一开始即强调，民主不但是个好东西，而且要继续往前推进。
2016年7月7日，财新网发表俞可平6日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辞。俞可平向356名毕业生大谈“主权在民”，期待毕业生践行“公民精神”，强调公民最大的权利是参与国家的公共管理。
2017年7月5日，中共十九大前，俞可平在北大毕业典礼上题为《追求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致辞由大陆媒体发表。俞可平在致辞中称，在所有人类幸福中，有尊严的幸福，是最高的幸福。自由地思想、不受恐惧地表达，也关乎尊严；遵纪守法、维护正当权益关乎尊严……。尊严和幸福生活要靠自己并通过适当的法律制度去争取。
*俞可平：中共政治体制违背了六条政治学公理
2015年12月7日，大陆财新网发表以标题《俞可平：我们违背了哪些政治学公理》发表俞可平于12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的公开演讲内容。
俞可平演讲中表示，政治有许多的定义，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公认度最高的一个定义是：政治是关于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政治与人的根本利益相关，不同的利益就会有不同的立场，从而形成不同的观点。但政治学虽然复杂，也有其自身的公理。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俞可平总结，中共体制违背了六条政治学公理：
一、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很多中共官员对上唯唯诺诺，对“主人”百姓则颐指气使。因为现在一些官员的选拔制度，违背了一条政治学公理：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如果这个官职是老百姓给的，那这个官员就必定听老百姓的话。如果这个官职是上级领导给的，那他当然就只对上言听计从了。
二、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政须出一门
俞可平说，有些人想不通，一些干部“从早上鸡叫干到晚上鬼叫”，有忙不完的事，怎么老百姓还是不满？
他以中共官场实例说明相当部份的制度设计违背了政治学的一条原理：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政须出一门。如果一件事有好多部门管理，那么效率肯定低。
三、由上及下的决策指令与由下及上的决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
还有另一种现象，上面官员到下面去调研发现很多数据不真实，有水分。中央官员去地方调研，地方肯定要做准备，但很多准备其实是造假，有的连“群众”都是地方官员扮装的。
因为中共制度设计，违背了另一条政治学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与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谁要是违反了这套规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
四、权力须受到制衡，并形成封闭的环
还有一个现象是，贪污腐败，现在整治力度很大，抓起来的“老虎”有100多个。俞可平表示，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看到的是制度问题。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个人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
俞可平表示，权力必须受到制衡；权力不但要受到制约，而且还要形成封闭的环。不能有一个环节缺失，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缺失，那么其他的环节都无效。特别是对第一把手的制约，缺漏太多。
五、下属权利原则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权力的上下级关系并不等于官员权利的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官员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但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有些上级官员对下级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在上级面前有时失去了自己的基本人格，奴颜婢膝者有之，人身依附者有之。
究其原因，中共的制度违反了政治学中的“下属权利原则”。例如，不同官员级别不仅薪水不同，而且在退休、住房、用车、医疗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这种制度设计完全没有体现出“下属权利原则”。
六、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理性”
俞可平说，现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最后是合法利益个人化。不同的利益群体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有些群体掌握着决策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群体或部门利益倾斜。
俞可平表示，中共现在的许多制度设计，根本不考虑官员的这种“理性”。国家的制度设计，必须规范官员的“理性”，既保护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又防止其“理性”的过度扩张。
*俞可平谈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
2016年5月24日，财新网发表俞可平的专栏文章《现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该文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标题为《权力与权威——新的解释》。文章称，在贯穿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的“王霸”之争中，从总体上说，“王道”是统治者、学者和民众追求的理想政治模式，是中国传统的核心政治价值。具体地说，王道能够使人心悦诚服，带来自愿的服从；王道能降低执行的成本，提高行政的效能；王道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文章表示，行王道的要害是得民心。要得民心，统治者必须行“德政”“仁政”或“善政”。
文章认为，传统政治区别于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就是社会政治生活从官员的权力本位转向公民的权利本位。民主而非专制，法治而非人治，善治而非善政，成为现代政治权威的主要合法性来源。与此相一致，只有沿着民主、法治和善治的道路，政治权威的增强才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和趋势。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特别是在网络化和全球化时代，不仅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完全改变了，而且政府官员个人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极大地改变了。官员要对民众拥有足够的权威，不但需要公正、清廉、尽职、守法、爱民等传统政治美德，更需要透明、平等、责任、民主和法治。
文章最后表示，随着网络化时代的来临和社会政治的进步，权力将逐渐回归社会，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将不可逆转地日益压倒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和政治领袖也将变得更不重要，而公民及公民权利将变得更加重要。
*俞可平承认中共公信力流失
2016年7月，俞可平在财新网发表文章，题为“为何政府的创新动力不足？”俞可平在文中表示，“善政是善治的关键”，没有好的政府就没有好的治理。然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共遇到的挑战、存在的问题还很多。
首先就是“政府公信力流失”。他写道：“大家都有感慨，现在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坑蒙拐骗这么多，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都不可信了。很多人都惊叹社会堕落，世风不古了。”
俞可平认为，“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政府公信力的流失， 如果一旦觉得政府不可信了，这个社会就无法信任了。”
他说，现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政府的公信力陷入了“塔西佗陷阱”。政府一旦公信力流失，社会诚信就会缺失，最后受伤害的是政府自己。如今的官员压力非常大，居然成为自杀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对那些自杀的官员，网民们还要说“查一下，有没有问题”。这种现象真的要深思啊！
除此之外，文章列举的问题还包括政府创新动力不足、行政成本过高、形式主义泛滥、一把手权力集中、政府管理出现低俗化倾向等问题。
*俞可平：中共面临六大突出问题 危机已现
2016年6月27日，大陆新浪网以及第一财经等媒体报导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26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做题为“政府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报告。
报导称，早在十年前，还在中央编译局担任副局长的俞可平就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报告一开始，俞可平说，民主不但是个好东西，而且要继续地往前推进。
演讲中，俞可平承认中国已出现局部治理危机，存在政府公信力流失、官民冲突、环境污染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老百姓越来越不满，就会演变成执政危机。
俞可平总结中共政治治理面临的六大突出问题有：政府公信力流失、政府创新动力不足、行政成本过高、形式主义泛滥、一把手权力集中、政府管理出现低俗化倾向。
俞可平解释说，政府公信力流失到了什么程度？某些部门和某些地区已经陷入“塔西佗陷阱”。古今中外没有出现过的一个现象在中国出现了——官员居然成为自杀率最高的群体之一。尤其不幸的是，其他人自杀大家同情，但是只要登了一个官员自杀的新闻，跟帖第一往往是“死得好”，第二是“查一查有没有问题”。俞可平说，做官做到这个份上真的要深思。
关于“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习近平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曾提及。习近平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
关于政府创新力不足的问题，俞可平表示，自己主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16年，到了第八届，感觉到广东和浙江两个创新大省政府创新的动力明显弱化，全国范围的弱化更是相当地普遍。
在行政成本过高方面，俞可平举了“维稳”成本过高的例子。他说，每次去北京开两会，正常情况下两会代表、委员去就可以了。但现在经常有四批人进北京，一批比一批成本高：两会代表、上访代表、截访代表和慰问截访的人。这种以堵为主的“维稳”不断地增加成本，而且防不胜防。
关于形式主义泛滥，俞可平表示，下面很多机关的形式主义又回潮了，“原来反对文山会海，现在开会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俞可平表示，推进政府治理的现代化，主要包括九个目标，民主、法治、责任、服务、优质、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在这九个目标中，民主政府是前提。
俞可平认为，政府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的技术工具，除了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基本手段以外，现在的政府治理应当善于运用市场工具、社会工具、舆论工具和网络工具。各级政府一定要简政放权做到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特别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开放度，提高行政效率。
俞可平说，“现在的信息网络工具我觉得有很多改进的地方，相应的制度还是以堵为主，以堵为主肯定不是长久的。”
*俞可平出新书 借古喻今谈法治
2016年10月15日，财新网刊登了俞可平的新书《走向善治》自序。俞可平写道， 一般认为，民主政治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间中，民主一直被当作是不好的制度。
直到20世纪以后，民主才逐渐从非常规政体变为常规政体，成为世界历史的潮流和人类政治进步的方向。促使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法治的出现。民主植入了法治的基因后，才成为人类迄今最理想的国家制度。
书中说，对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来说民主和法治缺一不可。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有诸多要素，其中法治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
没有法治的民主就是残缺的民主，就难发挥民主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桌腿很粗壮，但桌面破烂不堪，那就更不像样，更不能发挥民主的积极作用。
所以，从根本上说，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法治；没有法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从根本意义上说，法治的实质是保障公民的权益。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素，是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它本质上是为民主政治服务的。民主才是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离开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公民的权益，法治就成了无本之源。
书中说，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将民主与法治有机地统一起来，将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有机地统一起来，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谋划和推进大陆的民主法治建设。
法律要以民意为基础，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民主需要法治的保障，没有法治就没有健康的民主。敬畏民意，就要崇尚法治；崇尚法治，则必须敬畏民意。离开法治对待民意，就有导致民粹主义的危险；离开民意对待法治，则有导致精英主义的危险。
*俞可平提出渐进民主的三条途径
2016年11月，俞可平在其新书《走向善治》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实现渐进民主的三条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
俞可平表示，这些年来，中国遇到许多挑战，但最大的挑战是社会不公。不公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正因此丧失公信力。
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而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基尼系数更高，达到0.61。
对于反腐方面，俞可平表示，近年来当局加大反腐力度，查处了一批贪官，但这绝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恰恰相反，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还不够健全。
他打了个比方，一个水塘中死了几条鱼，可能是鱼本身有病；如果死了一群鱼，就一定是水有问题了。同理，如果个别官员腐败，可能是官员本身的问题，如果大面积腐败，就一定是制度环境有问题。
他表示，要从根本上遏制官员腐败，就要做到让官员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其中让官员“不能”腐败最为重要，也就是构筑廉洁政治的制度屏障。这样，即便有些官员利令智昏、铤而走险，也有制度阻挡，使其贪欲难以付诸行动。
书中还谈到，中国走民主化过程，应坚持走渐进改革的道路，但在改革的各个关节点上，都必须有所突破，用突破性改革来防止突变，进而防止社会的大动荡。突破性改革难度很大，但必须去做。
俞可平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有四个。一是善政，二是法治，三是增量民主（也叫渐进民主），四是安全。
对于增量民主，俞可平谈到，一定要不断地通过渐进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为善政和法治提供制度环境。
而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可以让民众直接享受民主的好处，但高层民主决定国家的命运。
对于安全方面，俞可平表示，没有安全，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而这里说的安全有很多层次，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包括温饱无忧、环境干净、食品安全、空气洁净等；还有秩序良好，走在路上不用担心被抢、被谋杀。
再高一点是自由表达的安全，免于恐惧和压制，在法律框架内有自由表达权和公共参与权，不用担心有人来揪辫子、整“黑材料”。
（编辑：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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