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宣放风马云身负四宗罪 暗示马云出事：“境遇倒转只在旦夕之间，困难时光远未过去，现在的某些灯光，对马云来说有点过于刺眼了……” 马云重蹈王健林覆辙 由“人民企业家”变为“资本家” 大外宣暗示马云如何做才能死里逃生 中南海谣言预言_444

2021年3月15日，《华尔街日报》接连刊文称北京当局制定整顿阿里巴巴的计划，要求该电商巨头与其创始人马云保持距离，并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北京当局已要求阿里巴巴剥离其旗下涵盖媒体印刷、影视平台、社交媒体等媒体资产，官员们越来越担心这家科技巨头对中国舆论的影响力。


3月13日，蚂蚁集团传出其首席执行官胡晓明辞职，其是中国监管部门约谈蚂蚁集团高管成员之一，也是协调官方研究整顿阿里巴巴业务的负责人。

3月16日，总部在北京的中共大外宣多维新闻网刊文《马云身负四宗罪　阿里媒体资产或被强制剥离》。文章称，胡晓明的去职被市场解读为蚂蚁IPO未果给予的交待，但也可能与正在进行中的阿里巴巴业务调整有关。

文章称，作为中国互联网资本中举足轻重的存在，阿里系的遭遇看似突然却并非空穴来风，这并非是针对某一家企业的特定整顿，“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北京当局在其年度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任务之一，而彭博社也报道称腾讯“可能是下一个金融监管的对象”。

文章认为，但阿里成为中国监管体系立威之战的对象也有其自身原因。其一，资本的无序扩张。之所以有“BAT”格局（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说法，正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互联网领域乃至更广域市场的划分。阿里现在的主要业务板块除了电子商务与互联网金融的垄断地位，还涉及社交、出行、物流、外卖、支付、影音等，掌握中国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

作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拓荒者之一，阿里在该领域的涉足与龙头地位有其自身的优势也有中国互联网阶段发展的客观原因，但资本无序扩张的后果将可能是香港房价望而却步，美国加州断电等的后果，将是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北京官方的出手意味着互联网的野蛮时代过去了。

其二，互联网巨头在某一领域形成垄断之势以及带来的市场负效应。互联网企业以数据生态的商业模式在提供用户方便的同时也令消费者面临过度搜集个人信息、霸王条款等网络霸权现象。其中阿里被调查涉嫌“二选一”的行为便是垄断地位欺压店铺的负面效应，此外，再看中国现有的电商平台，无不是依靠背后的雄厚资本生存，京东、唯品会背后的腾讯资本，阿里背靠阿里系。而新生企业则很难在巨头的垄断下生存，即便是以新模式发展成独角兽，也难免被兼并，用来填补互联网巨头的商业帝国版图。


其三，触碰中共宣教禁脔。但凡熟悉中国政治环境的人士都应该明白，“党管媒体”不是口号，哪怕是党媒官媒之外的媒体概莫中宣体系管控，这一点从过去几年中共有节奏的整顿中国媒体乃至自媒体就可见一斑。但是大约从2012年开始，阿里巴巴集团开始大规模投资媒体。据不完全统计，从2012年到2015年，阿里巴巴以各种方式投资入股的媒体多达20多家，从新闻类媒体，到信息分发平台，再到影音娱乐，甚至到境外主流媒体《南华早报》等，完成了其几乎在整个中国的传媒布局。这毫无疑问为他的商业帝国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2020年6月中国最大社交平台新浪微博因涉一则降低阿里高管负面声音的操作被中国网信办约谈并要求整改。活跃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的网民都知道，新浪微博具有阿里资本背景。尽管是一则花边新闻，但作为私人资本控制的媒体，不仅具有如此体量的规模，还公然作出控制舆论这样的行为绝对是一直把意识形态与宣教视为禁脔的中共所无法接受的。

在此之后的11月，中共网络“大管家”徐麟发出警告“要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的风险”。

其四，阿里创始人马云的个人性格。作为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展现出极大的创业热情与广泛兴趣，中国市场上有许多以马云为案例的创业指南书籍。在中国互联网草创时期，马云的冒险精神与创业热情符合创业者的品性，他独特的张扬个性也与企业家们一贯墨守成规的低调形象形成反差。尽管他在近些年已经竭力减少其个人之于阿里影响性这样的观感，无论是阿里的管理架构还是他在2018年宣布退出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等都能看到他的这种努力，但他在阿里的精神领袖地位以及对外他之于阿里的符号性意义也是客观存在的。

文章以2020年10月底的那次外滩讲话为例称，彼时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已在致辞中警示“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但马云仍然发出逆耳之声。这可以看作是其一贯的性格使然，但当中国互联网已经从野蛮生长阶段进入规范发展时期，这样的“叛逆”就会不合时宜，被视为挟资本生威，忽视中央的大政方针与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问题就上升到政治层面了。


3月17日，多维新闻网又刊文《重蹈王健林“覆辙”　“人民企业家”马云如何走出泥潭》。文章开篇即称，尽管陷入沉寂已有数月，但中国著名企业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从未真正离开人们的视野，这位顶级富豪仍旧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站在聚光灯下。当然，同过去相比，现在的某些灯光，对他来说有点过于刺眼了。
 
文章说，风闻传言不绝于耳。之于马云而言，他的困难时光远未过去，恐怕还要在汹涌的监管大潮中颠簸一段时间。

文章称，自2020年10月在上海外滩讲话现场质疑中国金融监管政策后，马云在官方语境中迅速“失宠”了。他在演讲中直接挑战中国的金融体制，宣称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没有系统”；批评中国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不可能支持未来30年世界发展对金融的需求；强调创新一定要付出代价，“做没有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这世界上没有没风险的创新。很多时候，把风险控制为零才是最大的风险。”

马云演讲结束未几，中国金融监管层便密集入场，反驳之力度、言辞之激烈都是以往罕见的。不唯如此，官方除了同其“打嘴仗”之外，还直接出手叫停蚂蚁集团在港上市。文章表示，更糟糕的是，马云“意见领袖”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他迅速由“人民企业家”变为“资本家”，在大量中国网民眼中，马云过去关于“996”等高压工作强度的推崇，同他对官方监管的不满联系起来，似乎其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资本家底色了。

文章说，这不是简单的公关危机，而是马云和他的商业帝国面临的结构性危机——或者重新结构，或者被动解构。境遇倒转只在旦夕之间。同样曾是中国首富，同样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型代表，王健林走过的“覆辙”，这次迎来了马云。


彼时万达在国际资本场中堪称顶级玩家，频频出手购置海外资产，一时风头无两。但在北京官方看来，资本集团一面在国内背着很高的负债率，一面在海外大举投资，且入手的多为房地产、体育俱乐部、影城等项目，实际上相当于从中国的资本市场挖出大量份额转移到了海外，他们所谓的跨国投资，在北京当局眼中与转移资本无异，不但没有反哺国内的实体经济，反而威胁到经济安全，更进一步可能扰动政治安全。很快，万达便迎来几乎是“刮骨疗毒”式的监管风暴。

文章说，马云和其资本帝国长期是相关领域的领头羊，为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时与日增，阿里巴巴逐渐变大，显见的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家科技巨头，而更要做影视寡头，要做金融托拉斯，要做媒体康采恩。这背后的原因，大约是做科技虽然也赚钱，但还不够快，不够狠，也不够出风头。

文章说，用“走向海外”之类企业家励志故事做包装，王健林花哨的商业运作并没有成功迷惑北京；同样，“敢说敢做”的马云，一旦官方看破手脚，不再为其一路开绿灯，而转向束缚其腾挪空间，这位中国商界领军人物，也就只好度度假打打球，“说不得”也“做不成”了。
 
文章又表示，不过也还未到山穷水尽，若向未来看，马云的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答案或许就藏在“十四五规划”中。规划第五篇名为“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用四章的篇幅阐述了未来中国将“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以其财力和技术积累，阿里巴巴本应该，也完全能够更好地将自身发展同中国发展结合到一起。如“十四五规划”所言，不论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还是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抑或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存储等前沿技术，任一领域都大有可为，也大可能为。


文章称，引发争议的蚂蚁集团只是阿里的一部分，如在数据库建设等领域，阿里系企业仍然是业内的标杆。但对于这样的大企业集团，外界的期待会更高，会当然地希望他们做的更好，而非被负面新闻所淹没。

作为阿里巴巴的精神领袖和实际控制人，马云应当带领这个庞大的资源集合体深度参与到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即便目前深陷尴尬境地，他也仍有这样的能量，推动阿里成为一个“更好”“更硬核”的复合型科技企业，而不是沉迷于无限延伸其影响力，以网住更多拥趸。特别在中国，这不是一个被寄予厚望的企业家应该做的事情。

文章最后表示，王健林和马云共同犯的错误是，其发展不再处于“安全”的轨道之内了。在北京的视角中，民营企业的摊子尽可以铺得大，但底线是发展路径安全可控，不管其从事何种业务，意图实现何种创新，决不能尾大不掉，甚至自诩“大而不能倒”，威胁到相关领域的国家安全。对资本和金融安全失去分寸的挑战，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也许经过这样的波折，马云和王健林都会有新的体悟，什么才是真正的“创新”。
 
（编辑：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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