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因素令武汉肺炎疫情急遽上升 超级传播者成疫情焦点 专家：武汉肺炎“毒王”已出现 武汉肺炎追踪_47
中国传染病专家锺南山1月21日天针对武汉肺炎疫情表示，现在比较大的担心是出现超级传播者。有专家警告，武汉肺炎已出现了超级传播者。
*超级传播者成疫情焦点 专家：武汉肺炎“毒王” 已出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1月22日在中国国家卫健委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复相关问题时表示，对于此新型冠状病毒还在不断认识的过程中，所以还没有证据说已经有超级传播者，但是会密切关注。
他并举例，中东呼吸症候群（MERS）在中东地区发生，当地并无发现有超级传播者，可是到了南韩，有了一个超级传播者，否则不会有180多个病人、38个死亡病例。
所谓“超级传播者”是指一名具有极高传染性的带病者，比正常带病者更容易传染他人，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
中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锺南山1月21日在广东省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广东目前针对武汉肺炎採取了有效措施，珠海和深圳的病例被传染后，没有听说他们又传染别人。他又说，“现在比较大的担心是出现超级传播者”。
钟南山1月20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医护人员已出现被感染病例，有1名患者导致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钟南山还证实，武汉肺炎已出现“人传人”。这是官方首次公开证实疫情人传人，此前官方一直强调疫情没有人传人，后又改口说人传人迹象不明显。官方被迫公布实情，显示疫情扩散程度相当严重，或已经失控。
对于超级传播者是否已经出现，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晨1月20日接受陆媒新京报访问时表示，如果一个人直接感染了很多人（如10人以上），这个人就可以被定义为超级传播者，俗称“毒王”。
在武汉医护人员感染的例子裡，朱华晨认为，超级传播者“很可能已经出现”，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医护人员间互传，而非全由单一病患传染。
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1日接受央视採访曾说明，发生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交叉感染，是一名在脑神经外科而非传染科的病人，他做完手术后发烧，有1名医生、13名护士被感染。
一名匿名的北京大学专家则指出，这名感染多位医护人员的患者，已经足以被判定是“超级传播者”。
该专家表示，患者体内病毒发生突变，病毒感染能力更强，能传播众多的密切接触人士，构成这些条件就能被叫做“超级传播者”。
世界卫生组织21日公布，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可能持续人传人。“人传人”是指人类在接触患者的体液后被感染，持续人传人则意味着病毒在人群中大范围传播。
*台湾医师批：武汉肺炎最大假消息来源是中共
近日，武汉肺炎疫情急速蔓延，在中国境内呈爆发式增长。截止22日，已扩散至少24个省市，440多人感染疫情，9人死亡。美国、澳门、韩国都出现新增感染病例。
网上还有传闻，武汉医护人员已有人感染致死。不少医生、护士接到上前线的通知，都感到担心害怕。
台湾万芳医院医师潘建志1月20日在脸书发文怒道，武汉肺炎最大的假消息来源，就是中国共产党。
潘建志表示，从去年12月31日一开始的27例，到今年1月3日的44例，1月5日的59例。然而，之后的确诊数竟然“减少”了，1月11日变成了41例，在几天没听到新个案之后，1月18日突然变成62例，1月20日则暴增成了“198例”，一口气增加了136例，潘建志批评，“没有国家发布确诊病例能这样瞎搞的。”
潘建志还说，确诊就确诊，没有在减少的，难道在日本、泰国确认病例之后，才肯老老实实地公布新个案？中国网友冒死说出疫情就是假新闻上门抓人，“那官方恶搞呢？”潘建志接着痛批，中国控制传染病不靠医学，也不靠科学，都是高层共干开会决定的。会议不开也罢，开这种会议会害死好多人。
潘建志呼吁，台湾要以最高规格严阵以待，SARS当年也是在中国年初一月开始，各种掩盖，直至四月攻入台湾，造成47人死亡、307人感染，在今年的前半年都不能放松。
*港媒体人：中共制度性说谎 武汉肺炎蒙阴影
曾经在SARS期间担任港媒记者的吕秉权，1月22日在香港明报撰文说，他对中国大陆的“制度性说谎隐瞒”深有体会，武汉肺炎至今的一些发展让人觉得似曾相似。
吕秉权曾任香港无线电视和有线电视中国组首席记者，目前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他说自己在中国曾经跑过不少天灾人祸的新闻，包括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流感、猪瘟、毒奶粉、空难、矿难、水灾、地震等，对大陆的制度性说谎隐瞒，深有体会。
他说，武汉肺炎在“中央出手、老将归队（指中国抗SARS专家锺南山）、死亡增加、国际压力、纸包不住火”的情况下，疫情急遽上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首次对去年12月底爆发的武汉肺炎发表说法，表示有关部门要採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随后，官方公布的疫情数据大幅增加。
与此相似的是，2003年SARS疫情爆发，刚上任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面，要求果断应对，地方官员不得瞒报、缓报、漏报疫情，并动用军队、武警协助防疫。于是，北京的SARS病例突然由37激增至339，增加8倍之多。
官媒也在发布习近平的关切后，公布锺南山受访的内容，对外释出“出现14名医务人员感染和人传人感染的情况”、“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等重要讯息。
吕秉权质疑，为何武汉官方不早点通报医护人员感染这个重要的指标，而要由专家组的锺南山捅出，令疫情通报蒙上阴影？
他指出，这次的武汉肺炎，在去年12月底由网民揭发，官方之后再“挤牙膏式发布”，又拘捕“涉嫌造谣”网民。
武汉作为逾1000万人口的大城以及九省通衢的交通要道，却能维持多日病例没有太大变动，儘管官方解释认识病毒需要时间、改变检测后加快确认病例，但文章认为，当地防疫真相仍令人生疑。
他并以自己跑中国灾难新闻的经历，揭露当局的各种造假行为。
SARS早期，北京为逃避来中国的世卫专家调查病患数量，于是用多部救护车将SARS病人载走，在城裡到处转，或将部分患者转到肠胃科等非呼吸病病房，让专家在医院扑空。
此外，为了开好每年3月举行的“两会”和招商会，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明知疫情失控还说受控，说戴不戴口罩都安全。当时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报导还称“广交会首日生意兴旺，国内外商客络绎不绝”。
SARS之后是禽流感，时任广东省防疫领导小组组长的锺姓常务副省长警告媒体，不得报导未经证实个案，还说鸡集体死亡不一定因为禽流感，“可以是跳楼死、撞车死”。吕秉权说他态度轻佻，并称如此态度领导防疫工作，令人哗然。
其他各种瞒报也很常见，譬如地方发生矿难，隐瞒大量无登记姓名临时工数字，减少官员责任；为办好北京奥运，原先已揭发的毒奶粉事件不得公布，让受害儿童多喝更多三聚氰氨，让肾结石滋长，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吕秉权说，中共有“内参”制度，即中央领导人会得到更接近真相的数字或报导，但普通民众只能自求多福，他但愿历史不要再重演。
（编辑：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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