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军委委员廖锡龙又一弟被查 官方简历蹊跷 廖锡龙为江泽民伪造了一份假情报掀起腥风血雨 王岐山出席军委生活会 两名军委委员被通报八宗罪

贵州省公安厅高官廖锡文被查 官方简历蹊跷
——疑前军委委员廖锡龙又一弟被查 廖锡龙为江泽民伪造了一份假情报掀起腥风血雨 王岐山出席军委生活会 两名军委委员被通报八宗罪

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三处原处长廖锡文日前被查，官媒公布的简历罕见隐去其籍贯。廖锡文被指是中共前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上将廖锡龙之弟，廖锡龙另一兄弟为贵州军区原副司令员廖锡俊。早在2016年就传出廖锡俊被查。廖锡龙是江泽民的心腹，是中共军内活摘器官的操盘手。


*贵州省公安厅高官廖锡文被查

中共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11月8日消息称，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三处原处长廖锡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贵州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目前正接受黔东南州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官媒使用统一的廖锡文简历显示，廖锡文，1966年1月生，大学文化，1986年8月开始工作，

1986年8月至1994年1月，在贵州省思南县公安局工作；1994年1月至2006年3月，先后任贵州省思南县公安局保卫科副科长、保卫科科长、副局长、党委副书记、政委；2006年3月至2009年2月，在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工作；2009年2月至2015年2月，任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刑侦三处政委；2015年2月至2019年10月，任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三处处长；2019年10月至今，任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三处正处级干部。


观察廖锡文简历发现被隐去了籍贯。

而查询网络发现，近几年不断有网友在询问廖锡文是否廖锡龙（前总后勤部部长）的弟弟，因为毕竟只一字之差。

有网友回应说，你猜对了，是亲兄弟。因为是我的老乡所以我知道。还有廖锡俊。

公开资料显示，廖锡龙生于1940年6月，贵州省思南县人。前中共总后勤部部长，上将军衔。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时，成为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直到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退任。

廖锡龙见诸于公开报导的一个弟弟是廖锡俊，曾任贵州军区副司令员，少将。

一篇题为《从士兵到将军的贵州思南人－廖锡龙》的文章则介绍说，廖锡龙的另一个弟弟廖锡文曾任思南县公安局局长。这也说明被查的廖锡文是廖锡龙的弟弟。


*少将廖锡俊被抓 处所现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

公开资料显示，廖锡龙生于1940年6月，贵州省思南县人。前中共总后勤部部长，上将军衔。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时，成为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直到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退任。

廖锡龙见诸于公开报导的一个弟弟是廖锡俊，曾任贵州军区副司令员，少将。

新浪博客一篇题为《从士兵到将军的贵州思南人－廖锡龙》的文章则介绍说，廖锡龙的另一个弟弟廖锡文曾任思南县公安局局长，工作几年后已调往贵阳任职。几乎每年思南县县长一行都会去北京见廖锡龙，而他都会设宴款待，以便了解家乡的一些情况。

2016年5月中下旬，海外多个传媒消息指，贵州省军区前副司令、少将廖锡俊（廖锡龙的弟弟）已于5月20日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廖锡龙的养女（原总后结算中心会计）及其专职情妇。

报导说，5月20日的逮捕行动，是经习近平同意，由中央军委军事检察院批准执行的。22日，这一行动在军内下达。

消息称，调查人员在突击搜查廖锡俊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三处住地的过程中，共查获大约3700万人民币现金及黄金等其他物品。


*廖锡龙陷被查传闻

早在2016年3月，有海外中文媒体透露，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已退役的前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后勤部长廖锡龙，都分别向军纪委退赃，前者涉及金额是300万元，后者涉及金额是4000万元，以图获得宽免。

2016年5月，有消息称，军方已经启动第二轮反腐行动，直指江泽民的军中亲信。据称，被列入军纪委黑名单的将领超过200人，包括廖锡龙、李继耐以及江泽民大祕贾廷安等。

2016年5月25日下午，在网上相当活跃的中共“军二代”蔡小心曾发布一条微博，内容为：“看来，军中某条龙是顶不住了，掉下来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条微博引发众多网友猜测，多数人认为蔡小心说的“军中某条龙”是军队中一位名字中带“龙”字的高级将领，“掉下来”则是即将落马之意。不少网友认为“军中某条龙”是指前军委委员兼总后勤部长廖锡龙，也有网友猜测“军中某条龙”是时任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香港《动向》杂誌2016年6月号报导，5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在玉泉山召开中央军委官员组织生活会，已退离休的前中央军委委员全部与会。王岐山代表中央政治局出席会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主持会议。

报导说，会议上，许其亮突然表示有两项事件要宣布，令原本轻鬆的气氛立即起了变化。

接着，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杜金才宣布：前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前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长廖锡龙，即日即时起留点检查（隔离审查）。

报导表示，现阶段军方高层已披露，李、廖涉及八大问题：

1. 长期参与和郭伯雄、徐才厚等在军队部门买官卖官活动。

2. 在军队上层拉帮营私活动，长期架空中央军委集体、架空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3. 利用职权在军队基建工程、经营经济体、军队隶属土地开发等疯狂敛财。

4. 参与伙同郭伯雄、徐才厚等造假军队演习、军队训练、军队技术考核等。

5. 在徐才厚、郭伯雄案发后，用“金钱”、“死亡威胁”等手段搞攻守同盟。

6. 蓄意製造各种假象，力图以表明是受郭徐的打击、迫害者，逃避自己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7. 涉及参与政治上陷害刘源等，捲入以非正常手段谋划杀害刘源的活动。

8. 由多方面情况证实在徐才厚、郭伯雄先后落马期间，曾以各种名义谋划外出，但被有关方面严密控制。


2016年8月5日，香港《南华早报》报导，前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上将和总后勤部主任廖锡龙上将在7月的一次退休高级干部会议中被军方纪律官员带走，目前并不清楚两人是否被调查，或是否在当局对其他高级军官的调查中提供协助。

2018年6月，中共大外宣网站《多维网》还刊文点名廖锡龙与军队腐败密切相关。

这篇文章谈及与总后勤部相关的军队经商腐败。文章说，停止军队有偿服务，换句话说，也就是停止军队经商，军队经商是导致中国军队腐败的根源。而中国军队在江泽民时期已腐败不堪，中国军队高官甚至派遣军舰到海外载运家电和汽车走私入口。

文章特别提到，2010年7月21日，全军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等出席。但讽刺的是，2012年2月谷俊山便因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被捕，廖锡龙也多次传出被查。


*总后勤部是活摘器官的核心机构

随着中共军事建制的不断调整，所有的军事部门都归入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总后勤部是在军队中管钱管物的，就是军队中最直接接触利益的部门。军队医院直接归总后勤部管辖。

据明慧网报导，中共前党魁江泽民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后，从1999年到2006年5月份，中共中央军委开过六次“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专门性会议，主要就是针对法轮功。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的军队系统层层开动，开始按照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意愿活摘器官，达到其“肉体上消灭”的迫害目的，而贩卖器官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又成了一条被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

将法轮功学员作为活摘器官供体的命令直接来自军委主席，总后勤部则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资源，将到北京上访而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和各地被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验血编号，输入电脑系统，利用军车、军航、专用警备部队和各地军事设施和战备工程作为集中营，统一关押，统一管理，成为国家级的活体器官库。总后勤部统一分配集中营，分管调度、运输、交接、警卫和核算，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如果器官移植失败，被移植器官人员的资料和尸体必须在七十二小时内全部销毁。整体的资料和尸体，甚至是活人焚毁必须经军事监管人员认可。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执行。


总后勤部通过各级渠道将供体调配到军方医院和部份地方医院，其运营模式是向医院提供一个供体直接收取现金（外汇）的血腥交易，医院付帐给总后勤部后自负盈亏。军方高层通过总后勤部直接牟利，器官的利润不入军队预算，而其活摘器官的层层系统却是靠军费维持，因此来自活摘器官的金钱是没有成本的纯利润。军队移植是大头，卖给地方的器官只是额外牟利，目的是把地方医院作为向海外揽客的橱窗和广告，否则只有中国军方做移植手术对世界将难以掩盖。

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认为2005年就进行了近万例肾移植、近 4000例肝移植，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这一年就有2万例。而1999年全国仅有4000多例肾移植，肝移植数字近乎于0.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开价是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合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中国与世界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中国是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几个人因此升为将军，原因就是该领域的所谓“成绩”。


*廖锡龙紧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者成为总后勤部部长

2016年6月18日，中共体制内学者辛子陵大校接受大纪元记者专访时，向大纪元记者证实说：“现在廖锡龙不是已经被查了，中共前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也被查了，最近专门开了一个会，要他们交代，因为李继耐是军内610的主任，廖锡龙是总后勤部的部长，他要把活摘器官、镇压法轮功作为一个战役来打，他是积极分子。因为江泽民做这个事情，他必然是有几个支持者，有些人也是官迷心窍，不分是非、不分人的底线出来做这种事情。就是为了自己升官。但是这个事情的决策者是江泽民，没有他的坚持，这个事情搞不起来。”

1999年4月25日之后，妒忌心极重而又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决心置法轮功于死地而后快，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七人中除江一人外，其它六人都反对镇压。于是江找到了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的廖锡龙，要廖助它一臂之力镇压法轮功。廖口头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北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廖当然知道，江找到了自己办事，这绝对是一个往上爬的好机会，一定要抓住这难得的机遇。于是廖锡龙就伙同成都军区情报处秘密编造假情报，给恶党中央报告说，成都军区情报处从法轮功的邮箱里获取了法轮功搞政治、要推翻共产党的邮件。江泽民拿着这个报告如获至宝，便要挟政治局常委其他人员，逼着全体政治局常委表态同意镇压法轮功。


廖锡龙不仅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暴力机器的驱动器，而且是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1999年7月20日之后，廖锡龙命令成都军区各大部及有关单位，“严密掌握敌情”，每天24小时严密监控法轮功学员，并大肆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有的被长期关押，有的被逼迫退役，有的被开除，强迫学员转化。廖锡龙由于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策不遗余力，很受江的赏识，便在2002年被江提升为恶党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2003年再次成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提升廖锡龙为总后勤部部长，不但是个权钱丰厚的肥缺，而且目的是利用廖锡龙的才干和揣摩上意的服从加上对法轮功的仇视，让其主管活摘器官的运作，把活摘器官产业化、军事化，当作一场战争来指挥。

 （撰文：燕铭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