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在即 习近平深陷危机 或面临三大问责 台媒：习近平强忍经济损失换取保党利益
原定于10月召开的四中全会至今具体日期未定，外界关注与，习近平正面临四大威胁：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经济下行、党内政变。台媒分析，北京考量是贸易战最坏结果可以承受，但必须先缓解内部政治危机。
*四中全会召开在即 习近平深陷危机
中共早前决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于10月在北京召开。虽然具体日期至今未定，但随着10月下旬的到来，四中全会已拖无可拖，预计即将于近日召开。分析指，习近平目前深陷危机，种种难题尚未解决。
资深政论家林保华在台媒《自由时报》撰文指，习近平正面临四大威胁：美中贸易战、香港“反送中”、经济下行、党内政变。
文章说，现时美中贸易战达成初步协议，然而双方最关心的改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解除对中国关键企业的制裁均未触及，因此后面还有大风大浪，习近平急于妥协先应付四中全会再说。从NBA风波看，中共前倨后恭也顾不得纸老虎本质现形，何来复兴？
香港“反送中”还没有妥协的迹象，随着警方使用真枪射人，并有涉嫌谋杀示威者多宗案件曝光。香港问题牵涉政治、经济、外交层面，是习近平目前最大的不定时炸弹，威力大小取决于习近平的态度与能力。
经济也是习近平的死穴。除了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导致投资与外贸两大引擎衰退，“国进民退”也势必带来经济下行。
文章说，上述三个问题不能解决，习近平就面临下台的压力，因为证明他的无能。大权集一身而无力解决，自然全由他负责。文章还说，四中全会被习近平推迟一年，到现在定于10月而无具体日期，可见他的困境。因为这一年来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矛盾还继续加深，甚至爆发香港“反送中”。
《自由时报》认为，在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的态势下，中共内部政治斗争暗潮汹涌，四中全会的主议题很可能将是“政治”而非经济。
2019年对中共来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民间也早有中共“逢九必乱”的说法。
林保华前述文章说，虽然今年已过了四分之三，中共镇压西藏叛乱六十周年过去了，“五四”一百周年过去了，“六四屠城”三十周年过去了，取缔法轮功二十周年过去了，建政七十周年也过去了，但是“必乱”之咒并未过去，柏林围墙倒塌引发的“苏东波”三十周年还没有过去，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的对决还没有完全过去，目前正在激烈进行，质变也可能突如其来。
*习近平或面临三大问责
港媒也分析指，贸易战、香港和经济，已构成中共建政以来的最大危机，因此这次四中全会将会讨论这三大问题。
目前美方已经宣布和中方达成“第一阶段原则性贸易协议”，但是美中贸易战仍无停火迹象。美方只将是否继续加征关税作为谈判筹码，无意撤销已加征关税。而中方这次做出大举采购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也被普遍质疑能否真正兑现。即便是这个“第一阶段协议”能否最终签署，外界仍持怀疑态度。
日前白宫高官指，“第一阶段协议”未必会在11月签署，而且即使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未来真正触及中共结构性改革的第二、第三阶段协议才更关键。而中共至今无结构性改革意向，美方则坚持一定要彻底解决美中贸易不公。
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血腥镇压，已经一步步逼迫港人将政治诉求从最初的反送中上升到向中共讨还民主自治权，而中共为了自身“政治安全”拒不妥协，香港危机几乎已经无解，当局只能和应对美中贸易战一样“以拖待变”。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正在推动《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预计将高票通过，欧盟亦屡次就香港问题发声，这将令北京面临来自港人和国际社会的双重压力，处境更为困难。
此外，中共官方日前宣称，第三季度GDP增速为6.0%，为27年来最低。不过，官方数据显示，前三个季度政府财政收入一直在下滑，企业利润增速也在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专家指GDP增速被“严重高估”。
经济全面下滑，已令中共越来越掩盖真相。当局密集布局加强管控，收紧私企财产，被认为试图用重返计划经济来渡过危局，但反而会继续加重经济危机。
上述三大危机，已几乎成为中共执政绕不过去的死局。中共政治局8月就已宣布10月举行四中全会，但如今已10月下旬，仍未见准确会期，被指或反映出中共内部在应对危局立场上的严重分裂。
有中国学者认为，此次全会聚焦所谓“党内条例”，显示习近平将绕开经济议题，继续加强党内控制。但香港学者分析，如果习近平在香港和贸易战问题上无法向党内交代，这次全会“就开不好”。
*台媒：习近平强忍经济损失换取保党利益
台湾《上报》10月20日评论文章指出，如果站在北京立场上考虑一下“假如事情发展到最坏地步会怎样”，就能理解习近平在美中贸易战和香港问题上做出的回应。
文章说，中共领导人至今已经累积无数历史经验，深知共产党亡党危机大多只会从国内爆发，包括派系斗争、地方革命或经济灾难，这些才能真正刺中专制政权要害。而外敌入侵并非中共首要担忧之事，因为美苏冷战从未发展成热战，在美中最敌对的时期，美军也没有直接对中国本土进行攻击。
因此，北京当前最担心的不是川普将美中对抗推向新冷战。习近平每逢对美强硬时，往往重提所谓“自力更生”、“延安精神”，这不过是做出最坏打算，认为充其量只会遭受经济制裁和军事戒备，不会爆发战争危及中共政权。
文章还说，中共滋养“爱国主义”多年，也可以轻易地把贸易战责任推卸给美国等“外国势力”。因此，习近平才在5月推翻已谈好的美中贸易协议，宁愿为美中关系破裂负上全责，也要竭力将谈判拖延至美国大选之后。
文章分析，习近平认定中共的生存命脉在于“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不断强调“不忘初心”。这种政治纲领凌驾经济效益的基调，决定了他不会对外签署所谓的“21世纪不平等条约”，而是坚持“战斗到底”的道路，要斗至最后一刻再决定是否必须妥协。
因此，习近平情愿短期“承诺输送更多利益”以拖延时间，以争取获得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做出最大的“政治、外交让步”，也可能包括换取美国在香港问题上尽可能地低调。
文章认为，习近平真正忧虑是香港局势，其次才是缓解经济处境。他一再延迟举行第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是为了确保能稳住局面，避免党内出现政治危机。这些考量都要多过对美中对抗的担忧。
文章说，北京最担心香港会爆发“颜色革命”，进而蔓延到中国大陆，危及中共统治。于是习近平在这段时间，借用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形成了党内共识，主要依据是邓在1987年的讲话：“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因此，虽然香港不见得因此成了“反对大陆的基地”，但中共还是定性“香港出现颜色革命”，以防止港人抗争蔓延，也令中共一切打击手段更具“正当性”。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港府不断升级镇压态势，港警也不断升级滥暴滥捕和私刑，甚至出现陈彦霖浮尸案等恐怖事件。
近期以来，北京当局不断收紧对国企和私企的控制，并在香港开始强征私企土地。有消息称，当局早已准备抢劫私企财产，重回计划经济，以图渡过政治危机。
外界分析，中共意识形态几乎全面崩塌，经济增长已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因此，经济衰退虽然不会如同香港危机和中共内斗等一样直接危及政权，但一旦经济走向崩溃，中共统治也可能因此迅速终结。
（编辑：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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