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何大谈斗争？斗邓派？斗江派？习近平的权力保卫战 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大外宣发文：请官僚阶层不要异化习近平本意
中共政权内外交困、高层博弈升级之际，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开学仪式上发表讲话，多达58次提到“斗争”，引发关注。外界分析，这是习的权力保卫战，习个人权力危机深重，可以说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习近平58次提“斗争”
9月3日，习近平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说，中共的发展已经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
习近平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其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像的惊涛骇浪。
习近平要求中共高官“该斗争的就要斗争”。在新华社2,000多字的通稿中，习多达58次提到“斗争”这一关键词。
*习讲话的指向更多的是内斗、权斗
9月6日，法广报导说，习近平9月3日在中共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讲话时大谈斗争，官媒报道时 “斗争”一词出现58次令人惊奇。斗什么？这件事与8月底社交网络广为流传的邓小平有关取消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以及一国两制的讲话有无关系？有分析人士以为习讲话的指向更多的是内斗、权斗。
习近平说，中共目前面临的风险愈加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因而斗争是长期的，各级官员要坚定斗争意志，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这里的风险似包括香港危机，中美贸易战，但是中共党内对香港危机、中美贸易战的成因看法不一。
习近平使用了毛时代的表述，即中共的一切“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因此要斗。斗争要围绕“五个凡是”进行，要旨仍然围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其实，就是习核心的权力。
分析人士指，习为什么念念不忘斗争，因为习坏了党内规矩，习背弃了邓小平的几个重要遗产，而中共党内总有人借助钟馗打鬼，所以习需要通过不断斗争肃清党内异己势力。在目前香港情势紧张，中美贸易战把中国经济拖入险境的背景下，党内一些人更是借助邓的精神遗产来跟习近平对抗。因此，习近平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跟广义的邓派实力的斗争。
习近平似乎并不担心中国民间会冒出反叛力量，他的许多讲话主要指向如何“管党”“治党”，如何对党员干部进行“忠诚教育”，警告不要做当面说好听话，背后说实话的“两面人”，一句话，如何效忠习本人的问题，从习上台后选择性反腐做起，习始终耿耿于怀的就是要平息党内不满势力，反腐打掉了党内对他最具威胁的明显的派别力量，但是，无形的反对者无处不在。这从习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到掀动贸易大战，党内批评的声音时起时伏始终没断过可窥一斑。
最近的明显例子，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5周年，这个日子其实一直在被淡化，只是邓小平家乡举行了纪念活动。可是『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号“人民阅读”发表题为“邓小平废除领导终身制”的文章歌颂邓小平，文中还举邓小平说“选择接班人这件事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党媒刊登这些话被指意有所指，文章后来被撤除了，但已暗示中共党内存在着另外一种声音。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当然也不可能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些都是跟邓的遗嘱背道而驰的。
中共建政七十周年即将来临，习近平早就准备好大庆，但是贸易战不断，香港危机深重，习近平没有多少可以献礼的礼物。这种时候，习近平需要斗争，通过斗争来统一党内的认识，通过斗争来铲除异己，斗争其实是巩固权力，通过威慑让人服从的手段。
*习近平的权力保卫战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9月6日在美国之音节目中表示，习近平正深陷两个危机，一是中美贸易战，二是香港问题；这篇讲话暴露了习近平对中共政权以及他个人权力上深深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
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在美国之音节目中表示，这次在中央党校习近平的讲话是以一系列数字组成的，5个凡是，将近60个斗争，还有重提4个意识，两个维护，然后是率领了一批极左派的官员，高调亮相。一个是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还有其他全都是习家军人物，中组部长陈希，中办主任丁薛祥，还有中宣部长黄坤明，都是习家军。
实际上，这个斗争就是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翻版，（毛所讲的）阶级斗争在习近平嘴里成了重大斗争，伟大斗争，当然讲稿是王沪宁递给他的。事实上，我们看到毛泽东的斗争对象，表面上是对外的苏修和美帝，事实上是对内斗人民，最后落脚点是党内政敌，是刘少奇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现在习近平发出斗争总动员令实际上最终也是针对党内，因为刚刚的北戴河会议和刚刚的政治局会议都对他不利，政治局会议上甚至没有提“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也就是没有所谓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斗争讲那么多，最终落脚点就是要展开党内斗争，仍然是针对他的党内政敌，也就一句话，这是习近平的权力保卫战。
*习近平的本意被异化？
总部在北京的多维网9月6日发文《“斗争论”重回中国政治语境 请官僚阶层不要异化习近平本意》。文章说，在“斗争”的讲话出来后，海内外舆论是有一丝不安。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人群，第一个是中国国内的自由派。毛泽东时代将“斗争”政治化，文斗、武斗、大字报斗、批斗的记忆在这些自由派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他们担心这种情况会再度出现。第二个担忧的群体是香港部分人士。因为习在讲话中将“港澳台”工作列入其“斗争”事项。宽泛而言，这算得上是香港反修例事件以来，习首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涉及香港的言论。
文章说，其实这两个担忧的人群，也不必过于紧张。对于今天已经略有些“惊弓之鸟”的自由派而言，他们对于“重回文革”的担忧其实大可放下。“文革”那个特殊时期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不会在中国再度上演，就以一事为证——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习近平在总结中国工业化道路时说：“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还发生了‘文革’那样的十年浩劫。”
至于今天在香港的一些反对修例并上街游行的和平人士而言，他们也不用过于紧张北京会使用“斗争”的方法去应对他们。首先，处于中国政治体制中心位阶，习近平的“斗争”对象也不会是如此狭隘的含义，斗争的对象更多的是针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变局”局势，而非单独一个香港。其次，结合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本月5日撤回修例的一系列举动，北京仍然支持一国两制，希望港府与和理非和解，争取广大香港市民理解的信号，比斗争信号更加明确。
文章认为，习近平的“斗争论”，本质上仍然是基于他对今天中国可能面临“灰犀牛”、“黑天鹅”的担忧，基于他对未来中共青年干部能否应对“百年大变局”的期许。斗争的对象是“风险”，是“局势”，而非像文革那样，对某个特定的阶级或者个体进行“批斗”。
出于对中共官僚阶层的了解，外界有一种担忧或者警醒是存在的，那就是“斗争论”在执行、传达过程中，被官僚阶层一级级消解、异化，成为一些官僚解决内部矛盾，解决社会正常讨论、舆论正常监督时候的武器。
文章说，这种将“斗争”曲解、异化的担忧，不只是针对中共“笔杆子”，更需担忧中共的中层或基层官僚，会自恃拿到“尚方宝剑”，没有读懂习近平“斗争论”的本意，或者读懂了而故意装作不懂，将其变为自己专权的“圣旨”。将斗争蔓延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用斗争的思维和方法对待上访群众，对待舆论监督，对待民间批评。
（撰文：霍诚/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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