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铭：王沪宁删减胡锦涛版本批判文革文章关键内容700字 新华社刊文轻描淡写批“文革”
中共建政70周年前夕，9月27日，中共新华社发表文章《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全文近600字。
十年前，2009年8月，新华社发表相同标题文章《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但全文近1350字。
对照内容发现，2019年版本是2009年文章的删减版，删减大半。其中删减的文字包括：
“他（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
“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５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极度膨胀，加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严重忽视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敬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受到限制，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
对比2009年版本，2019年版本删除了关于“文革”的起因、定性、以及对毛泽东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批判等关键内容。删改后的版本轻描淡写，模糊了“文革”的真相，批判力度与2009年版本不可同日而语。
值得关注的是，2009年是胡锦涛、温家宝十年主政时期的末期，如今习近平主政时期，主管中共意识形态与文宣系统的是江派常委王沪宁。
中共十九大最后一刻，王沪宁黑马入常。十九大之后，中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突变，“文革风”借尸还魂、愈演愈烈。十九大后，中共七常委集体朝拜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大谈马克思主义。
仕途发迹极具江派背景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管中共意识形态与文宣系统后，公开扬言“媒体姓党”，接连发生中共删改教科书文革章节，党媒刊文〈消灭私有制〉，查封〈保卫改革开放〉文章，动员千万知青新一轮“上山下乡”等极左乱象，并将“六四”重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进入2019年，中共面临“逢九避乱”魔咒与独裁政权的“七十大限”。王沪宁疯狂管控网络，封杀自媒体；查处购买境外书刊的官员，删除教科书中记载陈胜吴广起义的文章《陈涉世家》，一再动员所谓“思想政治工作”，种种乱象不一而足，凸显中共末日恐慌形态。
自十九大以来，王沪宁操控中共宣传系统对习近平展开“吹捧”攻势，公开宣传“千人计划”，“2025中国制造”等等。不但鼓励偷窃技术，还大张旗鼓宣传，同时官媒也铺天盖地地鼓吹“大国崛起”、“中美定有一战”、“二十一世纪是中共的”等等；终于引发中美贸易战。
贸易战升级之后，王沪宁主管的文宣系统不仅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美舆论宣传，更操控党媒接连发文批判中南海高层中的亲美派为“投降派”。
王沪宁最先被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赏识提拔后，在胡锦涛和习近平上台后一直身处要职。王沪宁是炮制中共理论的“高手”，先是为江泽民包装推出所谓的“三个代表”，后来是胡“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推手。而习近平的“中国梦”、以及十九大上被加入党章的习近平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出自王沪宁。
王沪宁主管中共文宣以来，大肆吹捧习近平，种种高级红、低级黑的手法层出不穷；王沪宁以极左文宣手法，加上舆论打压、网络封锁监控等，将国内各阶层的民怨及海外舆论批判焦点全部引向习近平，令习里外不是人。另一方面，江派背景的王沪宁，操控中共海内外文宣系统，伙同江派常委韩正、曾庆红马仔郭声琨等人，在中美贸易谈判及香港反送中事件中，大肆搅局，不断刺激局势，在江泽民集团反习行动中充当关键角色。
中共建政70周年前夕，王沪宁主管的党媒大幅删减胡锦涛主政时期批判“文革”的关键内容，这与十九大以来，王沪宁操控意识形态与文宣系统一路向左，“文革风”借尸还魂、愈演愈烈的乱象如出一辙；其背后所隐藏的江派政治企图，令人联想。
附：
新中国峥嵘岁月｜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
2019-09-27 18:14:00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题：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
1966年，正当我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从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从十大到1976年10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中共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1971年9月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大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附：
共和国的足迹——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9-08-24 08:57 来源：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２日电 １９６６年，正当我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
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５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从九大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从十大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极度膨胀，加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严重忽视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敬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受到限制，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中共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大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正因为如此，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撰文：李燕铭/燕铭时评；201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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