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交通管制两个月 提前释放高层密会信号 习近平时代北戴河内斗激烈远超邓江胡时代
据秦皇岛公安网络发言人官方微博7月4日消息，2019年7月1日至8月31日，秦皇岛市城市区、旅游区道路采取交通限行措施，其中北戴河区双休日单双号限行区域及措施，限行时间从7月13日至8月18日期间每周六、日，早7:00——晚20:00。限行区域和道路包括北戴河区：滨海大道山东堡立交桥以西、西部快速路(不含)以南、新驼峰路(不含)以东区域内全部道路，以及海北路(205国道以南路段)、京哈高速北戴河引道(崔各庄互通以东路段)。
去年同期也同样是当地公安部门发出北戴河区的交通限行措施，港媒当时披露，在北戴河开会之前，附近一带地区都早已开始加强保安措施，每一辆进入秦皇岛的汽车都要事先申请临时许可。而且，去年只有习近平的特别火车可以停在北戴河火车站一号月台。为了确保最高程度的安全措施，习近平的火车沿途每200公尺，就有哨兵站岗。
按惯例，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在7月底8月初召开。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开始于1954年，终结于2003年。它属于中共体制明规则的一部分，所达成的结果也有官方决议的色彩，比如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发起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发动「大跃进」；再比如邓时代1988年的北戴河会议，决定了价格和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这种半度假、半工作的中央暑期北戴河办公制度在胡锦涛上臺以后取消了。
现在人们说的北戴河会议，就是从邓小平开始、经过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共现任和退休高层们在北戴河的明裡度假、暗裡勾兑的祕密聚会。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毛有绝对的权威，毛做任何决定，不需要与任何人商量，那时的北戴河会议主要是度假，或毛见自己想见的人。
到了邓小平时代，由于中共檯面上的总书记不是邓小平，因此邓搞出了一个元老参政制，中共进入所谓「集体领导」时期。这有点类似于古罗马的元老制，但中共搞的是中央独裁制。
邓小平成立了一个一百多个退休元老组成的「中顾委」，平时他们不坐班办公，主要在北戴河会上聚齐了参政议政。由于退休元老们只是普通党员，平时没有名份参加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会议，北戴河度假就成了他们难得干政的机会。
邓小平就会主动与这些元老交谈，在吃饭，打球、下棋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想法，可能就会达成某种共识。在北戴河会议的后半期，几个元老就可能就某事打电话叫哪个部位的人来一下，或哪个省的人来一下，变相开个会，最后搞出个决议。
因为这些退休元老各自有足够的影响力，他们就一件事交流了各自的关切，并且有一致结论后，回头自然会由他们各自在位的代理人（至少是在任的政治局委员）再做下一层级的具体沟通，代理人在决策层裡再提出议案，最终形成在政策和人事安排上的重要决议，就完全符合所谓组织程序和组织制度了。
邓小平卸任军委主席后，江泽民延续了北戴河元老参政议政的习惯，直到2002年11月胡锦涛上臺后，首先废除了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决定中央五大班子（党政军加上人大和政协）不到北戴河办公，北戴河政治色彩逐步淡化。但胡锦涛无力摆脱江泽民的元老干政。
习近平上台后，外界对于北戴河会议的政治猜想更甚。每年的北戴河会议几乎都是中共高层激斗、问责、摊牌的内部会议。
由于习近平前些年强力“打虎”引发政治对手和政治老人的不满，加上中美贸易战后习当局误判形势，去年北戴河会议期间一度传出元老逼宫，习近平权力受压，等等，造成不少风波。有消息说，习近平下榻的零号别墅白天和晚上门庭若市。因为内忧外患，习近平似乎无法入眠。
今年5月初，中美贸易谈判破局，中共高层内部围绕中美贸易协议激烈博弈。6月29日，G20川习会决定重启中美贸易谈判，也意味着中共高层内部博弈仍将持续。另外，香港“反送中恶法”浪潮高涨。中共政权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北戴河会议前夕，各派纷纷“爆料”放风，消息真真假假，折射中共高层博弈之诡异。
台湾中央社引述港媒报导，在今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共现任高层领导与中共历届已离退休元老聚集北戴河时，将会在按惯例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一些比较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这次除了讨论内部经济环境、中美贸易战两大议题外，香港反修例所引发的风波也会罕见地列入这个“高层务虚会议议题内”。
文章特别提到，日前英国外交大臣Jeremy Hunt代表英政府就香港问题警告中国，如不遵守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后果将“极其严重”，用词也十分强硬，颇为罕见。总之，把香港问题拿上北戴河会议“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消息人士披露，香港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后，中共现高层与中共元老对香港的部署出现“重大分歧”。
（撰文：霍诚/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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