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真实水平泄底 贸易战中方舆论被曝四大败笔 王沪宁或步陈伯达身陷秦城监狱后尘
*贸易战中方舆论四大败笔
英国金融时报署名叶胜舟的评论文章认为：中美贸易战中，中方舆论战败笔不少，归纳为四点：“太多，太硬，太重，太老”。
一、太多。据不完全统计，近月先后有9论“可以休矣”、9论“必将失败”、5篇“解构美式霸凌”系列、10篇“很不”系列、至少15篇“国际锐评”等，都是立场姿态的堆积或重复，无论是内容质量还是阅读体验都边际效益递减，地球上坚持全部看完的有几人？
二、太硬。自称“檄文”、“全面驳斥”、“酣畅淋漓”、“戳穿了美方践踏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丑恶嘴脸”。问题是中方舆论战的主要受众并非国内，如此生硬粗糙，霸气外露，反复强调中方都正确、美国都错误，传播效果会怎样？
三、太重。大国发力应举重若轻，只留一个环球时报，作为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宣泄的主阵地即可，何需三个顶尖央媒上阵纠缠如此长时间？
四、太老。选题、策划、体裁、文风等，都是老一套。让人想起中苏论战时的“九评”，而“九评”组织者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曾坦率承认“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王沪宁或步陈伯达后尘
中共贸易战升级以来，操控文宣系统煽动反美的是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王沪宁，出生、成长、仕途发迹均于上海。在复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后来做过美国访问学者。在1980及1990年代的早期学术阶段，王沪宁专注主权、统治权研究。
1995年王沪宁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收编，步入政坛。“六四”镇压后，江将王调到北京，担任中共党内智库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王沪宁随后被提拔进入党内掌握重权的中央书记处，为胡锦涛服务十年，十八大后，王沪宁转而效忠于习近平。
王沪宁是炮制中共理论的“高手”，先是为江泽民包装推出所谓的“三个代表”，后来是胡“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推手。而习近平的“中国梦”、以及十九大上被加入党章的习近平所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出自王沪宁。
作为“党的笔杆子”（A Pen Shaft for the Party），类比以往中共党的理论师，包括毛泽东时期的陈伯达，还有之后的胡乔木、邓力群等，皆不免受到政治更迭，仕途起起伏伏。王沪宁未来命运并不被看好，并屡被与毛时代最终入狱的陈伯达类比。
2017年12月11日刊发于《自由亚洲》网站的署名高新的文章说，中共党史上，称得上是党内理论家，曾经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捉笔代刀者，只有陈伯达一人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陈伯达日后的下场众所周知，在被毛泽东抛弃之前，他确实是毛泽东最为信赖，最为倚重，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个所谓“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
根据公开资料，1966年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陈伯达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据《炎黄春秋》杂志《秦城内外的陈伯达》一文介绍：陈伯达是在1971年9月13日深夜，也就是林彪坠亡的当晚押入秦城监狱的。文革前期，陈伯达曾是中央专案组王光美、陆定一专案小组的负责人，却沦为接受专案审查的囚徒。而从被毛指定为政治局常委到被毛亲令关押进秦城监狱，前后5年，正好是现在的中共两次全国党代会的间隔时间。
*王沪宁山穷水尽 中共穷途末路
有人把王沪宁称为“三朝帝师”，说他服务了当今中共的三代领导人。学者惠虎宇曾撰文解读，在中共统治下，王沪宁显然并没有充当帝王之师的机会，而只是中共教主身边的一个得到重用的御用文人。另一方面，王沪宁自身的道德和理论水平也不足以担当起帝王之师的重任。
王沪宁，其以新权威理论起家，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为中共教主的强权暴政进行伪装，将中共的暴政“合理化”，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王沪宁成名于三个代表的理论，而这个理论为江泽民时代的官商勾结、中共官员的“权力的资本化”彻底松绑，打开了当代中国官员大规模集体腐败的大门，三个代表的实质不在于让资本家入党，而在于让“党的权力资本化”，让党富起来，三个代表实施的后果就是，中国市场上的重要行业都被党的各级官员所控制，中国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在市场化运作中被重新瓜分到党的利益集团手中。以此观之，王沪宁为江泽民奉上的三个代表理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祸国殃民理论。
在江泽民时代的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镇压法轮功的群体灭绝式迫害运动，将上亿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列为迫害对象，进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残酷打压。据明慧网记录的有名有姓的资料，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等机构被酷刑迫害致死。另据海外独立调查机构的资料，从2000年到2016年的16年期间，中国器官移植总量估计超过一百万，其中大部分活摘自法轮功学员。当上亿法轮功遭受残酷迫害时，王沪宁则为江泽民的统治贴上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标签，美化邪政，与魔共舞。这与古代儒士们“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高贵人格与修齐治平的治世实践相比，实属天壤之别。
在胡锦涛时代，王沪宁又为中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而只是一个这个时代人类的普遍共识之一。到了习近平时代，王沪宁提出的中国梦这个名词，更是一个连共识都找不到的模糊概念，因为中国人民与中共之间水火不容，中共的梦想是在中国永远统治下去，而中国人民的梦想则是摆脱中共，获得民主和自由，并在文化上回归自己的传统。从残缺的三个代表理论，到以人类共识的观念充当理论，再到连共识都找不到的模糊的中国梦概念，王沪宁这个中共的三朝首席御用文人的理论水平急转直下，到习近平时代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再无可用的窘境了。而此时，王沪宁的官位却突然火箭式的扶摇直上，成为中共最顶层的几位统治者之一。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出，中共的统治已经的确走入绝境。
（撰文：霍诚/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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