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要“开启新长征”?关于“长征” 中共不敢说的十大真相(下) 林彪险被俘 蒋介石战略部署国军放水 共军陕北苏区的绝境
中美贸易谈判破裂,关税战升级之后,中共当局掀起反美舆论,中共央视连播了7部“抗美”电影,而且号召党内“学毛选”。习近平近期去了“长征”的源头考察“稀土”行业,5月21日还呼吁民众开启现代“长征”。
其实,所谓的“长征”是中共“逃亡”的过程。当年蒋介石调集近百万兵力,第五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共抵抗失败后,30万红军开始了逃亡,但到陕北落脚时,只剩下3万人。
网友表示,“长征,其实就是逃跑。新长征,自然也就是再逃跑。”
长征,发生在对日抗战前,时间是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由于国军第五次围剿,共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从中央苏区和南方苏区开始逃亡,最终抵达、汇聚于陕甘苏区。共军到达陕甘苏区后,1935年12月,毛泽东首次使用“长征”一词,红一方面军行程二万余华里,所以又称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政府称其为“流窜”或“西窜”。
自1949年窃取政权后,中共极力向人民宣传灌输“长征是北上抗日”等谎言。“长征”的真相被刻意掩盖删除,而海外历史学者也早已经以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所谓的红军“长征”是假抗日,真逃亡。
上接:习近平要“开启新长征”?关于“长征” 中共不敢说的十大真相(上) 周恩来下令大屠杀 毛泽东篡改伪造历史
*六、“长征”惨败逃亡 林彪险被俘
1933年至1934年10月,蒋介石採用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堡垒战略,调集近百万兵力向中共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损失惨重,无法立足。10月21日开始,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约9万人仓皇从江西瑞金、鄂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逃窜,开始了万里大逃亡——“长征”。
蒋介石在赣、粤、湘、桂布署了四道封锁线截堵中共红军,红军在越过赣、粤、湘前三道封锁线时,损失不大。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自湖南逃到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境内,乘夜强行偷越第四道湘江封锁线时,小诸葛白崇禧亲自指挥桂系钢军与红军在湘江血战。湖南何健派出的湘军也随后赶到广西,跟桂军从南北两面合围红军。
此役是中共中央红军在整个“长征”逃亡途中损失最惨烈的一役,红军血流成河,每一分钟都有一个连甚至一个团被歼灭,由过湘江前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馀人。林彪红一军团损失惨重,其军团指挥部差点被攻陷,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都不得不亲自拔枪自卫和战斗,才侥倖在激战中逃生。彭德怀红三军团也遭到重创,红5师师长和政委死亡,全师3000多名官兵仅残馀1000人。号称红军“钢铁之师”的红34师连同师长陈树湘全军复灭,毛泽东闻讯,捶胸顿足,流泪哀歎。红八军团1万馀官兵,剩下不到1000人,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渡过湘江时身边仅剩1个士兵,红八军团的建制被撤销。
据说,1949年中共窃国后,号称共军“军事天才”的林彪与人一谈起当年的湘江战役时,还心有馀悸,感慨万千地说:“湘江那仗打得太残酷、太恶啊……”
*七、红军“北上抗日”是谎言
湘江惨败后,在顾祝同、薛岳指挥的中央军截堵追击下,中共红军逃到川北的懋功,在此与从大别山逃亡5000里而来的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跟张国焘分裂后,红军继续向西逃亡,计画通过甘肃河西走廊,逃到苏联去。后因无意中发现陝北还有一支刘志丹带领的红军,再向西逃亡太危险,中共中央于是决定留在陝北。
当毛泽东和中共在1935年逃到延安之初,红军仅残馀2万人和占有3个贫穷县的地盘,连生存自保都极度困难。而中共厚颜无耻,伪造历史,自我标榜是“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造谣诬蔑蒋介石和浴血抗战的国军“消极抗日,丧土失地”,“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蒋介石摘桃子”(窃取抗战胜利果实)。
*八、没打大仗 新兵和挑夫逃跑很多
历史学家高华在文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中称,“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很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
*九、长征竟是蒋介石的战略部署
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回忆,“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记载上说前四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归功于父亲亲自指导。第五次江西剿共是发展所谓碉堡政策,部队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同时政府成立五省农民银行,让农民贷款买农具,以复兴农村来巩固地方,以地方自卫来接替野战部队的收获。记载上显示此种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围剿是成功的,又怎么会被毛泽东领着大军突围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亲几分,甚至于我认为这是个失败,国军保卫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了台湾后,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他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中共军队堵住再加以围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中共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他很灰心地讲了以上这些话之后,我反而恍然大悟。我跟他说:‘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
蒋纬国表示,“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这一点从前大家都没有体会到。我常说当时不体会可以原谅,后人不体会则不能原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体情况,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不看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战略,因为战略是全程的。
以当时的状况而言,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至于功与过,当时当地的作战是一回事,而整体的战略指导又是一回事。父亲亲自赶到云贵川,是因为当地军阀主动地反映共产党部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父亲到达后对他们非常的恭敬与尊重,并对刘湘、龙云等军阀说:“国军马上就到,而且我们不想在你们这里打,因为不论胜负,对地方来说总是骚扰,我们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而且父亲还告诉他们一句话:‘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这些话都是军阀听得进去的。后来父亲在西康盖了一百幢房子,预备在云贵川受到战斗波及时,以西康作为大后方,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决心。
对于西北的马家部队,我们也是以友善诚恳的态度,跟他们打成一片。父亲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马步青(马麟之子);我们也到青海看马步芳(马麒之子)。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马步芳(青海省主席)时,他的儿子马继援已经当中将军长了,我那时是上尉,马继援不肯出来见我们,马步芳说:‘你是个军长就要像个军长的样子,你已经是中将了,你还怕什么?’马继援说:‘人家年纪比我大,还只是个上尉,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你给我当军长我才能当军长。’那年他好像才二十五岁。后来马步芳叫他出来,他还是出来了,我们后来也成为朋友。我就跟他讲:‘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你。’马继援也很谦虚,他说:‘你需要我时,我愿意随时给你当参谋,我愿意到你这里来服务。’我们相处得不错,到台湾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
河西走廊有哈萨克人作乱时,哥哥和我带了二十多辆的卡车列队,为他们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还用一半的车子装满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劳他们。我们经过兰州时,甘肃省党主席(战区司令长官)朱少良要我们带两个营一起去,哥哥说我们是去招安,带两个营不但无济于事,万一出了事打起来更是没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们兄弟两人前往河西走廊,连一个兵都没带。不过朱少良还是命令军队在远远的几十公里以外,看到我们前进了,就慢慢跟上一点,以防我们被裹胁。其实像这些哈萨克人,你只有动之以情,才能说得通,万一搞毛了,他就是冒灭族的危险也会跟你拼。我们抵达河西走廊后,哈萨克人热情地招待我们,那天非常热闹,我能喝,哥哥也能喝。我能唱能舞,就跟他们一起闹了一个通宵。哥哥能讲,他们懂俄文,哥哥就跟他们讲俄语,告诉他们不要抢劫过路的骆驼队、车队以及玉门油矿的人,以后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我们可以陆续送来。那次的经验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打仗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够化敌为友,不动干戈,何乐而不为呢?
父亲对于战争指导有独到之处。第一,在政治层面上化敌为友,不要再动干戈,这远比孙子兵法里“不战而屈人之兵”要高明一些;第二,在运用方面则因势利导,这也是我最欣赏的,没有条件时要造势,但是机会来时要能掌握。所以他派盛世才进入新疆,盛世才进入新疆后,虽然手段狠毒了一点,可是还是蛮有效的,而且在那个时候也只能那样处理。这也是因势利导的一种运用。”
通过上述蒋纬国先生的叙述和其他史料记载,可以看出,蒋介石利用共军长征的两年左右时间,以中央军损失3万人以下的微小代价,收编和半收编军阀部队至少超过90万之众,收复控制了由地方军阀或者中共控制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8省,基本控制或者半控制了广西、云南、西康、宁夏、青海5省,总体看,收复和半收复中国西南、西北共13个省份。可以说,这是一个代价极小的二次北伐,也特别体现了蒋中正和国民政府高层的高超军事和政治手段。
这些省份的收复,对于中华民国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不谈经济、政治、文化意义,单从军事上来说:
第一,如果没有红军长征,中央军单纯通过军事进攻收复这13个省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可以说,损失将远远超过3万人的代价。因为,以日军装备如此精良的百万大军攻打以四川为首的西南诸省,血战了六年,伤亡数十万主力也无法成功。比较而言,以当时不过60多万的中央军来说,面对极为适合防守的西南几省和军阀高达80多万的军队来说,胜算是很小的。
第二,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八年抗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些共军长征经过,国军才得以收复的西南和西北省份,如果蒋介石在七七卢沟桥之前没有收复这些省份,那么日军攻陷南京、武汉以后,国民政府就难以西迁回旋了。
*十、共军陕北苏区的绝境
蒋介石在中央苏区放走共军,利用湘江消耗共军主要实力,在大渡河将共军主力基本歼灭,最终收复四川的计划几乎全部实现了,蒋介石将共军逼迫进入陕北苏区以后,几乎大大松了一口气。
他明白陕北4万平方公里,仅有40多万人口的贫瘠荒凉的高原,周围都是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的地盘,共军是绝对无法发展壮大的。共军陷入此绝境,即使短期可能生存,长期也必遭歼灭。之后,共军果然进行了三次奋力求生的军事尝试,试图离开陕北苏区这块绝地。这三次军事尝试分别是:
向南:8万多红四方面军南下进攻成都平原,结果损失了约4万最精锐的主力,被迫回头北上。
向西:2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西征青海,试图进入新疆,结果在中央军和青海穆斯林马家部队的打击下全军复没,除李先念领导的400人化妆逃到新疆以外,2万多人被全歼。
向东:共军从陕北苏区集中1万多主力向东攻打阎锡山,虽然造成阎锡山几千人的损失,但是并无法在晋绥军和中央军联合压迫下站住脚。东征军很快草草返回陕北苏区,东征宣告失败。
可以看到,共军向东南西三个方向的进展全部失败,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向北。但是,向北就是绥远广阔无边了无人烟的荒漠和草原,只有少量的蒙族牧民,共军无法在此处获得任何补给和兵员,也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唯一的可能就是进入苏联控制外蒙古求生。但是,只要共军进入苏联控制区域,从政治上来说就等于自我引爆了。所以说,蒋介石的整个长征战略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那么共军必遭歼灭。
(编辑:霍诚/燕铭时评)
其实,所谓的“长征”是中共“逃亡”的过程。当年蒋介石调集近百万兵力,第五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共抵抗失败后,30万红军开始了逃亡,但到陕北落脚时,只剩下3万人。
网友表示,“长征,其实就是逃跑。新长征,自然也就是再逃跑。”
长征,发生在对日抗战前,时间是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由于国军第五次围剿,共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从中央苏区和南方苏区开始逃亡,最终抵达、汇聚于陕甘苏区。共军到达陕甘苏区后,1935年12月,毛泽东首次使用“长征”一词,红一方面军行程二万余华里,所以又称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政府称其为“流窜”或“西窜”。
自1949年窃取政权后,中共极力向人民宣传灌输“长征是北上抗日”等谎言。“长征”的真相被刻意掩盖删除,而海外历史学者也早已经以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所谓的红军“长征”是假抗日,真逃亡。
上接:习近平要“开启新长征”?关于“长征” 中共不敢说的十大真相(上) 周恩来下令大屠杀 毛泽东篡改伪造历史
*六、“长征”惨败逃亡 林彪险被俘
1933年至1934年10月,蒋介石採用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堡垒战略,调集近百万兵力向中共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损失惨重,无法立足。10月21日开始,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约9万人仓皇从江西瑞金、鄂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逃窜,开始了万里大逃亡——“长征”。
蒋介石在赣、粤、湘、桂布署了四道封锁线截堵中共红军,红军在越过赣、粤、湘前三道封锁线时,损失不大。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自湖南逃到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境内,乘夜强行偷越第四道湘江封锁线时,小诸葛白崇禧亲自指挥桂系钢军与红军在湘江血战。湖南何健派出的湘军也随后赶到广西,跟桂军从南北两面合围红军。
此役是中共中央红军在整个“长征”逃亡途中损失最惨烈的一役,红军血流成河,每一分钟都有一个连甚至一个团被歼灭,由过湘江前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馀人。林彪红一军团损失惨重,其军团指挥部差点被攻陷,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都不得不亲自拔枪自卫和战斗,才侥倖在激战中逃生。彭德怀红三军团也遭到重创,红5师师长和政委死亡,全师3000多名官兵仅残馀1000人。号称红军“钢铁之师”的红34师连同师长陈树湘全军复灭,毛泽东闻讯,捶胸顿足,流泪哀歎。红八军团1万馀官兵,剩下不到1000人,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渡过湘江时身边仅剩1个士兵,红八军团的建制被撤销。
据说,1949年中共窃国后,号称共军“军事天才”的林彪与人一谈起当年的湘江战役时,还心有馀悸,感慨万千地说:“湘江那仗打得太残酷、太恶啊……”
*七、红军“北上抗日”是谎言
湘江惨败后,在顾祝同、薛岳指挥的中央军截堵追击下,中共红军逃到川北的懋功,在此与从大别山逃亡5000里而来的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跟张国焘分裂后,红军继续向西逃亡,计画通过甘肃河西走廊,逃到苏联去。后因无意中发现陝北还有一支刘志丹带领的红军,再向西逃亡太危险,中共中央于是决定留在陝北。
当毛泽东和中共在1935年逃到延安之初,红军仅残馀2万人和占有3个贫穷县的地盘,连生存自保都极度困难。而中共厚颜无耻,伪造历史,自我标榜是“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造谣诬蔑蒋介石和浴血抗战的国军“消极抗日,丧土失地”,“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蒋介石摘桃子”(窃取抗战胜利果实)。
*八、没打大仗 新兵和挑夫逃跑很多
历史学家高华在文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中称,“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很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
*九、长征竟是蒋介石的战略部署
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回忆,“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记载上说前四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归功于父亲亲自指导。第五次江西剿共是发展所谓碉堡政策,部队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同时政府成立五省农民银行,让农民贷款买农具,以复兴农村来巩固地方,以地方自卫来接替野战部队的收获。记载上显示此种做法是成功的。但是既然第五次围剿是成功的,又怎么会被毛泽东领着大军突围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亲几分,甚至于我认为这是个失败,国军保卫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了台湾后,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他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中共军队堵住再加以围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中共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他很灰心地讲了以上这些话之后,我反而恍然大悟。我跟他说:‘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
蒋纬国表示,“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这一点从前大家都没有体会到。我常说当时不体会可以原谅,后人不体会则不能原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体情况,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不看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战略,因为战略是全程的。
以当时的状况而言,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至于功与过,当时当地的作战是一回事,而整体的战略指导又是一回事。父亲亲自赶到云贵川,是因为当地军阀主动地反映共产党部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父亲到达后对他们非常的恭敬与尊重,并对刘湘、龙云等军阀说:“国军马上就到,而且我们不想在你们这里打,因为不论胜负,对地方来说总是骚扰,我们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而且父亲还告诉他们一句话:‘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这些话都是军阀听得进去的。后来父亲在西康盖了一百幢房子,预备在云贵川受到战斗波及时,以西康作为大后方,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决心。
对于西北的马家部队,我们也是以友善诚恳的态度,跟他们打成一片。父亲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马步青(马麟之子);我们也到青海看马步芳(马麒之子)。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马步芳(青海省主席)时,他的儿子马继援已经当中将军长了,我那时是上尉,马继援不肯出来见我们,马步芳说:‘你是个军长就要像个军长的样子,你已经是中将了,你还怕什么?’马继援说:‘人家年纪比我大,还只是个上尉,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你给我当军长我才能当军长。’那年他好像才二十五岁。后来马步芳叫他出来,他还是出来了,我们后来也成为朋友。我就跟他讲:‘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你。’马继援也很谦虚,他说:‘你需要我时,我愿意随时给你当参谋,我愿意到你这里来服务。’我们相处得不错,到台湾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
河西走廊有哈萨克人作乱时,哥哥和我带了二十多辆的卡车列队,为他们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还用一半的车子装满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劳他们。我们经过兰州时,甘肃省党主席(战区司令长官)朱少良要我们带两个营一起去,哥哥说我们是去招安,带两个营不但无济于事,万一出了事打起来更是没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们兄弟两人前往河西走廊,连一个兵都没带。不过朱少良还是命令军队在远远的几十公里以外,看到我们前进了,就慢慢跟上一点,以防我们被裹胁。其实像这些哈萨克人,你只有动之以情,才能说得通,万一搞毛了,他就是冒灭族的危险也会跟你拼。我们抵达河西走廊后,哈萨克人热情地招待我们,那天非常热闹,我能喝,哥哥也能喝。我能唱能舞,就跟他们一起闹了一个通宵。哥哥能讲,他们懂俄文,哥哥就跟他们讲俄语,告诉他们不要抢劫过路的骆驼队、车队以及玉门油矿的人,以后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我们可以陆续送来。那次的经验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打仗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够化敌为友,不动干戈,何乐而不为呢?
父亲对于战争指导有独到之处。第一,在政治层面上化敌为友,不要再动干戈,这远比孙子兵法里“不战而屈人之兵”要高明一些;第二,在运用方面则因势利导,这也是我最欣赏的,没有条件时要造势,但是机会来时要能掌握。所以他派盛世才进入新疆,盛世才进入新疆后,虽然手段狠毒了一点,可是还是蛮有效的,而且在那个时候也只能那样处理。这也是因势利导的一种运用。”
通过上述蒋纬国先生的叙述和其他史料记载,可以看出,蒋介石利用共军长征的两年左右时间,以中央军损失3万人以下的微小代价,收编和半收编军阀部队至少超过90万之众,收复控制了由地方军阀或者中共控制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8省,基本控制或者半控制了广西、云南、西康、宁夏、青海5省,总体看,收复和半收复中国西南、西北共13个省份。可以说,这是一个代价极小的二次北伐,也特别体现了蒋中正和国民政府高层的高超军事和政治手段。
这些省份的收复,对于中华民国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不谈经济、政治、文化意义,单从军事上来说:
第一,如果没有红军长征,中央军单纯通过军事进攻收复这13个省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可以说,损失将远远超过3万人的代价。因为,以日军装备如此精良的百万大军攻打以四川为首的西南诸省,血战了六年,伤亡数十万主力也无法成功。比较而言,以当时不过60多万的中央军来说,面对极为适合防守的西南几省和军阀高达80多万的军队来说,胜算是很小的。
第二,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八年抗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些共军长征经过,国军才得以收复的西南和西北省份,如果蒋介石在七七卢沟桥之前没有收复这些省份,那么日军攻陷南京、武汉以后,国民政府就难以西迁回旋了。
*十、共军陕北苏区的绝境
蒋介石在中央苏区放走共军,利用湘江消耗共军主要实力,在大渡河将共军主力基本歼灭,最终收复四川的计划几乎全部实现了,蒋介石将共军逼迫进入陕北苏区以后,几乎大大松了一口气。
他明白陕北4万平方公里,仅有40多万人口的贫瘠荒凉的高原,周围都是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的地盘,共军是绝对无法发展壮大的。共军陷入此绝境,即使短期可能生存,长期也必遭歼灭。之后,共军果然进行了三次奋力求生的军事尝试,试图离开陕北苏区这块绝地。这三次军事尝试分别是:
向南:8万多红四方面军南下进攻成都平原,结果损失了约4万最精锐的主力,被迫回头北上。
向西:2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西征青海,试图进入新疆,结果在中央军和青海穆斯林马家部队的打击下全军复没,除李先念领导的400人化妆逃到新疆以外,2万多人被全歼。
向东:共军从陕北苏区集中1万多主力向东攻打阎锡山,虽然造成阎锡山几千人的损失,但是并无法在晋绥军和中央军联合压迫下站住脚。东征军很快草草返回陕北苏区,东征宣告失败。
可以看到,共军向东南西三个方向的进展全部失败,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向北。但是,向北就是绥远广阔无边了无人烟的荒漠和草原,只有少量的蒙族牧民,共军无法在此处获得任何补给和兵员,也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唯一的可能就是进入苏联控制外蒙古求生。但是,只要共军进入苏联控制区域,从政治上来说就等于自我引爆了。所以说,蒋介石的整个长征战略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那么共军必遭歼灭。
(编辑:霍诚/燕铭时评)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