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要“开启新长征”？关于“长征” 中共不敢说的十大真相（上） 周恩来下令大屠杀 毛泽东篡改伪造历史
其实，所谓的“长征”是中共“逃亡”的过程。当年蒋介石调集近百万兵力，第五次围剿中共苏区。中共抵抗失败后，30万红军开始了逃亡，但到陕北落脚时，只剩下3万人。
网友表示，“长征，其实就是逃跑。新长征，自然也就是再逃跑。”
长征，发生在对日抗战前，时间是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由于国军第五次围剿，共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从中央苏区和南方苏区开始逃亡，最终抵达、汇聚于陕甘苏区。共军到达陕甘苏区后，1935年12月，毛泽东首次使用“长征”一词，红一方面军行程二万余华里，所以又称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政府称其为“流窜”或“西窜”。
自1949年窃取政权后，中共极力向人民宣传灌输“长征是北上抗日”等谎言。“长征”的真相被刻意掩盖删除，而海外历史学者也早已经以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所谓的红军“长征”是假抗日，真逃亡。
*一、“长征”逃亡前 周恩来下令大屠杀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在正式开始祕密逃亡前，为了保证没人逃跑和投降，周恩来下令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对其不信任的红军官兵和老弱病残进行血腥大屠杀。
留守中央苏区的前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亲眼目睹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徵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背后用大刀砍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隻身离队投奔国民党，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当时中共苏区的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10多个收容所。
政治保卫局的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裡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残忍的是，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乾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记载，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洩密。
龚楚表示：“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二、毛泽东、周恩来被抬着“长征”
中共一直宣传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跟红军战士同甘共苦，一起爬雪山过草地。
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开始形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三人集团”，他们躺在担架上商议谋划怎样夺取党政军大权。
这个“三人集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块儿行军，通常是躺在担架上。中央领导有权坐担架。在艰难的“长征”中，他们大都被人抬着走。毛甚至设计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夸耀他跟王稼祥的担架：“『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他同稼祥颇为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杰作』。这种担架，竹子抬杆，长长的，爬山方便，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江河裡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毛后来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麽？我看书，看了不少书。”对抬担架的人来说日子可就没那麽舒服了。
“长征”过来人说：“爬山的时候担架员们只能用膝盖跪行，有时直到膝盖跪烂，……才能爬到山顶。爬完一座山，洒下一路血与汗。”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在担架上谋划怎样夺权。路窄时一前一后，路宽时并排抬着，让他们的头凑在一起好说话。这“三人集团”决定他们的目标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军权给毛，党权给张闻天，王稼祥将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
也有民众在网路上揭露，周恩来也是坐着担架“长征”的。
中共领导“坐担架”是“长征”中最激起愤怒的事情之一。一位“长征”老战士在60多年后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
*三、红军上饭馆 做皮衣 吃锅贴羊肉
在中共向人民的宣传中，“长征”是北上抗日的“艰苦卓绝的壮举”，红军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吃皮带充飢。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撰文说，被中共删掉的何涤宙所写的《遵义日记》文献价值最高。这本日记却写了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10天裡，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閒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还详细写道他在遵义的10天，既没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道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
在1927年“八一南昌暴动”中担任参谋团祕书长，后任中共陝甘宁省委宣传部长和新四军祕书长的中共高官李一氓，在回忆文章中也曝出红军“长征”吃的特好：途中路线大半是产米地区，每天每顿都是米饭；困难时有酥油，还有锅贴、水饺、火腿、羊肉吃。有时想办法换口味，假如寻到猪油、麵粉，又能从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锅，就自己做锅贴。（摘自大陆《文人饮食谭》）
李一氓等红军都是南方人，不知吃水饺是件大事，无论如何，一样的材料，一样的做法，经过煎烤，锅贴比水饺香。愈做手艺愈纯熟，他们的锅贴甚至出了名。
李一氓还说，有一晚在甘肃临洮县属的哈达铺，几个红军合资共得银元一枚，向当地人买了一隻羊，几个红军把羊分为若干种做法，有羊肉锅贴，几个人当晚就把一整隻羊吃光了。
*四、按政治需要任意歪曲编造的“长征”
历史学家高华在文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中披露，1936年，中共红军到达地瘠民贫的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于是毛泽东号召经历过长征的人写回忆，目的是想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以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
然后由左翼文人丁玲、成彷吾编辑，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统稿，从200篇稿件50万字中筛选整理出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由朱德题写书名《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当年亲中共的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所着《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中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该书中的稿件。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原汁原味出版发行，直到1942年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给部分中共干部，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该书的干部“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的《遵义日记》等5篇。
高华说，以后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中共之所以不断删改有关长征的叙述，主要原因是“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也就是说，为了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而任意歪曲编造对这段历史的叙述。
高华说，在“文革”十年，有关长征的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中共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异己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泽东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之后，中共官方对遵义会议的介绍又做了新改变，例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人民网报道称“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但是，据美国之音报道，海内外一些相关书籍和人士，例如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王明的回忆录、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国学者何方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都没有提到邓小平曾经参加过遵义会议。
*五、王明：毛泽东篡改伪造历史
中共一直宣传说，遵义会议在中共历史上至关重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地位。为此，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60年代作词，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节目《长征组歌》，歌颂“遵义会议放光辉”。
但是《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张戎女士在书中披露，毛在遵义会议上只是加入书记处。苏共莫斯科1934年1月认可的中共书记处有7名成员，四名在长征途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另三名是留在苏区的项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长王明、以及红四方面军首领张国涛。
高华也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期改组中央机构阶段，进入了“中央常委会”。何方在其书中说，毛泽东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地位仍然在四名中央书记（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没有什么“实权”。
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说，各种资料都显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只是同周恩来、朱德一道，组成了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三人团”，成为最高军事指挥部中的一员，主要任务是帮助周恩来。政治局常委分工是：博古负责组织工作，张闻天负责宣传，周恩来管军事，毛泽东帮助周恩来管军事。
关于遵义会议，据美国之音报道，王明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力图篡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但没有成功。秦福铨在其书中说，遵义会议前一年(34年1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委员12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涛、毛泽东、顾作霖；并成了书记处(政治局常委)，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四人组成，中共总书记由博古担任。
王明说，斯诺（Edgar Snow）多次同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及遵义会议的其他参加者谈过话，这些谈话记录也都经过他们本人的审查，并发表在《西行漫记》中。
王明说：“然而，在斯诺的书中，逐字逐句、从头到尾、无论读多少遍，都无法找到毛泽东后来所捏造、那种对遵义会议历史的论述的任何痕迹。”
在政治上，毛泽东并没有因为遵义会议就当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按照何方的书中所说，一直到了 1938年，中共最高层对外宣传排名时，毛泽东排在第一的位置才固定下来。
下接： 习近平要“开启新长征”？关于“长征” 中共不敢说的十大真相（下） 林彪险被俘 蒋介石战略部署国军放水 共军陕北苏区的绝境
（编辑：霍诚/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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