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两大重磅政策相互矛盾 李克强PK王沪宁？ 高人一语道破中共的危机与阴谋
*共青团动员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陆媒4月9日报导，中共共青团中央3月22日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宣示要让“习近平思想”在广大青年中“入脑入心见行动”。
《意见》列出一系列截止到2022年的三年计划，声称要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青年工作队伍”，带领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贡献青春力量”。
《意见》列出的重点项目包括：“乡村人文环境提升工程”，动员10万名青年；农村青年创业“领头雁”计划，培养20万名带头人；“青年农村电商培育工程”，培养1万名青年电商；外出青年返乡创业“燕归巢”工程，“服务”10万返乡青年；在外学子“返家乡”活动，动员1万名在外学生兼职家乡基层团干部。
其中动员人数最多的是所谓大中专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声称要引领学生深入农村，特别是所谓“革命老区”、深度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力争组织超过1000万人次。
消息发布后，大陆网民担心，是不是又要来一次“上山下乡”运动。许多网友质疑，现在农村没钱赚，乡下青年都进城打工，再让青年下乡创什么业？也有家长担心，所谓的“志愿下乡”可能变成强制，比如不下乡不给毕业证、不能考公务员等等。
中共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1955～56年，知识青年到北大荒、新疆农场、偏远农村。至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至70年代末结束时，已有近1800万城镇知青被下放到农村。
“上山下乡”运动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溷乱。
*中共重提青年下乡 早已有迹可寻
在已知资讯裡，2018年7月，北京大学中共党委常务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于鸿君，就以“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为题发表文章说，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能体现“突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和文化效益”。
于鸿君直指，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2018年全国共有860万大学毕业生，以及2000多万失业农民工同时等待就业。但同年全中国新增的城镇就业岗位，只有900万个。
他在文章建议，选招200万名大学生到农村担任教师、医护人员、农业技术员、公共服务人员和“村官”；也可从事农业产业化企业工作。每人并同时联繫一户村民帮助脱贫致富，期限2年，期满可返回城市“重新参加毕业分配”。
这篇文章当时曾引发议论，也被视为中共“走回头路”的举动之一。事后，于鸿君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他个人不同意文革时期上山下乡运动“毁了一代人”的观点。
他还声称，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及“国家、民族发展的大格局中来看”，上山下乡运动是十分有益，利大于弊的。
2019年1月，中共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会议时，也要求支持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士兵等各类人员“返乡下乡创业”，推动更多资源向农村汇聚，促进“乡村振兴”。
2019年2月，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之子、 现任浙江省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在浙江省委机关刊物“今日浙江”发表文章，呼吁引导工商资本、乡贤、新青年“上山下乡”，促进乡村二次开发，实现乡村“蝶变振兴”。
胡海峰的文章，虽然没有引发太大注意，但因他的特殊身分，仍然引起一定程度的联想与揣测。
中央社报导称，共青团计划动员1000万人次青年下乡“振兴农村”的消息曝光后，再对照于鸿君、胡海峰的文章，外界不禁联想，这个令中国中老年人心头为之一震的主张，是否已有长久的脉络可寻。
此脉络出现在2018年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誌文章裡，内容提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下放陝西梁家河7年的知青岁月，是他“与民同甘共苦、辛勤劳作、捨生忘死、开拓创造的过程”，也是他“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的过程”。
*中共力不从心 欺骗性比当年要强得多
旅居美国的时政评论人士吴建民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近几年中国经济明显放缓，而美中贸易战加剧了外资撤出的步伐，应届毕业生等年轻人的失业潮和待业潮也在逐渐形成。他直言，中共此举是为了防微杜渐，让这些社会闲散人员有事可做。
“共青团中央在这个时候宣布所谓的‘上山下乡’是基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形势（做出的决定），因为大量城市青年的积淀，如果他们没有就业渠道、每天上网的话，会引发对政府的不满，因此当局担心在城里面会出现各种对政府的抗议行动。”
吴建民指出，从执政者的出发点来说，这样的行动是文革思维的一种复辟，这会造成城里人和乡下人被互相洗脑。但他表示，新时代“上山下乡”与几十年前还是有形式上的区别的。
“当年的‘上山下乡’完全是强制的。毛泽东手一挥，就规定每个家庭的适龄青年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现在政府会给他们画大饼，如今政策的欺骗性比当年要强得多。”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认为，此一时非彼一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人民的自由决定权也摆脱了文革时的禁锢。在当今社会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动员，多半会让当局力不从心。
“现在做这种动员当然比过去难得多。如果政府无法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一定的好处的话，政府很难达到文革期间的强制性效果。因此，这项行动恐怕会演变成一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社会斗争。”
*发改委发文 开放城市户籍
4月8日，中共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称，在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二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一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经济学人智库（EIU）中国经济分析师苏月向BBC中文表示，“落户制度的放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
在目前的政策引导下，资源和人口会逐渐向一二线城市聚集，二线城市人口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部分三四线城市会根据国家规划融入城市群建设，一些发展落后的三四线城市，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将面临人口规模收缩和老龄化的问题。落户制度放宽将有利于稳定中小城市的房价预期、促进消费。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胡荣称，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接下来会经历或大或小的增长，譬如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特别是来自五六线城市的），他们可能会愿意去这些三四线城市发展，而且很方便就可以落户，这就有效的减轻了一二线城市长期以来的人才的虹吸效应。
*中共开放户籍难解制度性危机
中共于1958年制定了“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并从此使农民沦为了“二等公民”。《财经国家周刊》2014年9月引述报导称，长期以来，占人口总数达80%的农村居民，只享有社会保障支出的10%左右。
经济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2018年发文说，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发展，更造成6千万留守儿童，和4千万留守妇女的严重结构性扭曲。
时政评论人士横河接受希望之声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前放宽落户限制，仍然是属于计划经济的一部分，是从中共统治利益出发设计的一个方案。它未必能缓解中国农村人口长期面临的困境，反而更有可能加速农村的衰败。
大纪元报导分析，中共放开落户很容易，但户口本背后潜藏的危机却难解。
首先，最直接，也最表面的危机就是人口危机。中国出生率已急剧下降，正面临人口老年化和劳动力不足的危机。
发改委4月8日的通知，显示中共似乎选择了“抓大放小”的战略，由过去推进城市均衡化发展，转向为重点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的战略；都市圈之外的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并未得到政策倾斜，实际落入被放弃的境地。
如此一来，数目庞大的三、四、五线城市和乡镇未来可能面临人口加速流出的局面，房市和经济形势可能变得更加严峻，进一步下滑。
不过，即使是人口介于100万至500万、收到开放落户政策红利的大中型城市，人口危机也不一定得以缓解，反而可能会陷入抢夺人口的激烈竞争。
根据华创证券的研究，南京、杭州、武汉和西安等城市因为推行开放落户的“人才新政”，2017年户籍人口增速达到近5年的峰值，落户增长率是城市自然人口增长率的4-6倍。华创证券还发现，人才新政推动的户籍人口提升，明显推动了购房需求。
然而，发改委的最新通知意味着，除了北上广深等13个超大城市外，其余的大中型城市在落户政策上，几乎被拉平到同一起跑线，即将陷入争抢人才、人口的抢人大战。
其次，户籍改革最大的障碍还是公共服务不足，各地政府无力提供与城市人口相匹配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而这一障碍对于中共而言，是彻底的无解难题。
以社会保障中的养老为例。中共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约4.8万亿元；整体上好像不是入不敷出，但确实已经是寅吃卯粮。
2017年中共人社部曾预测，中国老年抚养比将由目前的2.8:1达到2050年的1.3:1，即2050年1.3个人赡养1个老年人。
2019年4月10日中共社科院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到2028年当期结余可能会首次出现负数，而累计结余到2035年可能会耗尽。
也就是说，按照社科院的最新测算，不用等到2050年，2035年时中国人就会老无所养。更糟糕的是，真实情形可能比官方预测的更为严峻。
再加上中共庞大的官僚系统所产生的养老、医疗等社保开支，更是一笔收支严重失衡的巨大负担。
因此，开放落户对于各地城市而言，有可能缓解人口流入城市的养老等社保资金缺口的危机，有可能解决政府的燃眉之急，但却无助于养老等危机本身的解决。
因为无论是养老危机，还是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肇因都是政府没钱，政府把从中国民众身上收缴的税金都用在了贪腐、维稳和政绩上。
发改委的人口新政，只是着眼于中共刺激房市和消费的眼前目标，却未顾及中共体制衍生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和经济危机。落户放得再开，人口流入得再多，中共体制的危机依旧难解。
*中共开放落户的背后隐秘
1958年，中共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了户口制度，将中国民众死死地捆绑在户口上，便于中共对中国人进行严密控制。但这是违宪违法的“非法条例”。
在当今的技术和现实背景下，户口的初始目的，早已被智能身份证、手机监控、“天网平安”、大数据应用等等整合而成的“全民监控系统”予以实现。
而且，中共的全民监控系统对民众的控制力度，远远超出了户口。最新曝光的第三代身份证具有定位功能、可被公安随时定位的消息，就是力证。
“全民监控系统”，并不仅仅只有视频和网络监控，从社会信用到公共福利等涵盖中国民众一生、方方面面的一切信息，都被中共强制纳入到全民监控系统中。
*两条路线斗争？王沪宁公开蔑视李克强？
海外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在自媒体视频节目中表示，“上山下乡”运动在两年前就在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利用一些中共御用文人、学者在网站或中共的党媒刊物上以不同名目鼓吹，后来就越越露骨了。再后来，今年两会之前，2月份，中共浙江丽水书记、胡锦涛之子胡海峰，他是被外界认为是习近平准接班人的，胡海峰在官方媒体上发文中，就明确提到“上山下乡”的概念，他的叫法是要把工商资本、乡贤和新青年组织起来，说要二次开发农村，要振兴农村。
陈破空认为，这绝对不是胡海峰个人一时兴起，这显然是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授意，比如王沪宁的授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上意传达的方式。
陈破空又指，这是王沪宁在蔑视李克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王沪宁掌管的体系发出的带有文革意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李克强掌管的国务院的改革动作有所对立。同期发布的中共国家发改委发的文件强调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放宽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当中显现务实的经济考量和就业等社会问题。双方公开发相反的文件，王沪宁要让城市人到农村去，李克强让农村人到城市去。陈破空认为这两个是相反的方向，是王沪宁和李克强两条路线的冲突，两个系统的激烈内斗。
*政策矛盾背后 中共的危机与阴谋
大纪元报导分析，中共为何突然在户籍改革上如此急迫？答案显然不会是中共宣称的为了民众利益，中共用户口将中国人禁锢了60年，之前都没急着松绑；如今的急迫自然与民生福祉无关。
中共的急迫，应该是被迫，是中共迫于无奈，需要不惜一切手段来刺激经济。
2019年中国经济形势极度严峻，中共内外交迫下亟需手段来刺激经济，推延债务危机。这其中，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推延债务危机的重点则是稳住房市。
放开落户和城镇化，就是中共选择的政策突破点。中共寄希望于开放落户后，人口流动能刺激房市和消费。
另一方面，美中贸易战重创中国经济，大陆就业形势也遭遇寒冬。
2019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下属的研究所公布的调查资料显示，出口企业分布集中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的新增工作岗位的供应同比减少了36%。而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就业情况更加糟糕，新增工作岗位的供应同比骤减了77%。
2018年底，有日媒称，贸易战已经让超过500万间中国企业倒闭，造成1千万名失业人口。而人力市场也出现紧缩，征才启事少了200万件，失业人数急遽攀升，显示中国就业形势遭遇寒冬。
对于中共同步推出的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与动员千万知青“上山下乡”这两大矛盾政策，有网友一语道破中共动机：“有钱高收入的年轻人去大城市城市化，为党接盘；没钱低收入的年轻人上山下乡，不给城市添堵。”
（撰文：李燕铭/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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