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旧部叛共投台 从一场葬礼看出周恩来危机与邓小平文革复出内情
刘少奇旧部项遒光叛共投台
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项遒光，由台湾国史馆公开的其他文献同一时期收录的报刊文章可知，此人当时为中国文化学院大陆问题研究所即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
此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曾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专责对张学良被软禁后群龙无首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9年在中共鄂西北地下组织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时叛变，供出了时任国民党77军副军长兼179师师长、后在淮海战役中阵前起义的何基沣曾向新四军提供经费的线索，致使何基沣被押往重庆软禁一年多，终因“证据不足”获释，并升任77军军长。
中共建政后，很多原国民党高级干部被编入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负责将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写出来，由中共官方编辑出版，以保存珍贵史料。在其中一套《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务组织”分册中也多次出现了项遒光之名。
在原国民党保密局少将专员王业鸿的《保密局初期的组织和人事简况》一文中，提及项遒光在保密局成立初期担任徐州站站长。在原国民党保密局军事联络组上校组长、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上校督察长关梦龄《长春督察处对革命人士的血腥屠杀》一文中，1948年时项遒光已经前往保密局长春站工作。
关梦龄在《军统在东北地区的组织》一文中提到，1947年6月保密局将徐州站站长项遒光调任长春站站长，并明确指出“项是共产党的叛徒，在军统局一惯从事反共活动。在抗战时期，他先充任特侦站站长，就是专门对共产党开展破坏工作的”。
从中共披露的资料来看，项遒光原名项乃光，1915年出生于辽宁开原，在中共党内称之为“小项”。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东北大学上学时参加中共。“1936年担任过中共北平南区区委书记，后专门从事对国民党军的统战联络工作，曾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中共中原局对国民党军的联络工作，可以说他掌握着第五战区统辖部队内中共活动的全部情况。”
1939年，项乃光担任中共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时主动向国民党投诚。巧合的是，其投诚对象是第五战区77军179师政治部主任韦永成，后被其举报的何基沣时任77军副军长兼179师师长，时任中共中原局书记为化名胡服的刘少奇。中共在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等国民党杂牌军中的党组织和统战工作都遭受了巨大损失。
据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回忆，项乃光之所以叛变是因“他将毛蒋两公的著作（即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背诵如流，对比评论两本著作，表示赞同蒋公的，因此，才来自首”，“希望平平安安过日子，发挥其思想自由，并能发挥一技之长，来建设新中国”。
项乃光投诚后国民党极为重视，蒋介石亲自在重庆接见，称他是张国焘之后又一个“党国的忠臣”。随后项乃光加入军统，后任保密局徐州站、长春站少将站长，1948年10月17日于长春沦陷当晚化装逃走，从北平经南京前往台湾。其抵达台湾之后的经历，除了前述的中国文化学院教授身份，没有任何公开披露。
项遒光从一场葬礼看出邓小平文革复出内情
在《邓小平又窜高的现实原因探讨--他是要接周恩来的班吗》一文中，项乃光根据1974年1月11日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关于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大将葬礼的报道中，中共高层送花圈的顺序推测出邓已经复出。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邓小平排名第10位，位于毛泽东、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等中共政治局常委之后，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等政治局委员之前。相比1973年“十一”活动报道中位于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以及中央委员陈云、李富春之后，已经大幅跃进。
项乃光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肯定邓已经挤进了匪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行列，是最近的事，而且是通过毛匪个人权威采取权宜措施，违反了匪党正常的规律。一般看来，未经过匪党中央二中全会的补选程序，邓没有办法取得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但实质上他却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指出，邓小平的升职与报道手法，“充分显示其急切性与不寻常性”，可以肯定是事出有因。
在论及毛泽东为何让邓小平复出时，主观方面：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是“毛泽东的亲信干部”，并在担任八路军129师、第二野战军政委时掌握原红四方面军干部方面表现令毛泽东满意；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表现，证明其是“马列主义”死硬派；邓小平在当时党政军中“有一定的基础和影响”--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都“相当长期间的接受过邓的领导”。
更为关键的是，“邓小平之所以被打成‘刘邓司令部’的第二号头目，是因为他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职务，违反了毛的意旨；但在反毛斗争中，特别是在最紧要的关头，留有余地。据匪伪内部报道，当刘少奇、彭真要乘着毛部署未定之际，召开匪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企图像勃列日涅夫对付赫鲁晓夫一样的方式清算毛匪，而遭受到邓的阻止。于是，才使毛匪争取时间，掌握主动，而在军事力量与革命群众的威胁下，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险胜了刘少奇集团，取得了斗争中的主动，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线索，是邓被打倒后又获‘解放’的有利因素。”
此外，在项乃光看来，上述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固然决定了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但违反中共组织原“不折手段”地以毛泽东个人权威起用邓小平，则显示出邓小平复出的现实“急切性”。而这一现实“急切性”的根源，在于“周恩来的接班问题”。
“就政治上言，周恩来不是毛匪心目中的接班人；就现实言，毛共又需周恩来应付内外的危机，而不能不倚重他。很多迹象显示：周可能发生了问题，身体健康问题为主，政治困扰为副，而使接周班的问题提到现实的日程上。”
此前，项乃光就注意到周恩来公开活动显著减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也有人送药，判断周恩来的身体可能发生了问题。再结合1973年中共十大人事安排，以及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项乃光认为周恩来交出国务院总理只是时间问题，既需要助手分担他的工作，也需要为他准备接班人。
由中共十大上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等文革派全面上位来看，项乃光判断，文革派将在四届人大上进入政府任职，并且大幅度改组政府。“否则，党是一套，政又是一套，则党政不能对口。”
然而，就文革派而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可以党内发号施令，以“毛泽东思想”与“最高指示”发动群众造反，但以之去处理复杂的国务院事务则力有未逮。就算文革派进入国务院，也做不了一把手，还需要学习与培养。因而，毛泽东需要一个过渡人物，来分担乃至代替周恩来工作，这个人选就是邓小平。
也就说，在项乃光看来，邓小平的复出，是作为周恩来的助手与接班人而存在。从中共官方流出的一些资料来看，周本人也是将邓当作可以托付身后的接班人看待的，而毛泽东本人对于邓的态度就有些矛盾与复杂了。
在1975年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上，文革派的张春桥果然进入了国务院担任副总理，排名仅次于邓小平在副总理中位居第二，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还有时任公安部部长华国锋。邓小平与张春桥均同时兼任党政军要职，邓小平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张春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二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也算是毛泽东在文革派与中共元老派之间的权力平衡。
文章最后，谈及邓小平，项乃光使用了“才干而又阴险奸诈型”，认为一旦邓掌权将“更增加了斗争与动乱的因素”。因而提醒“关心中国大陆情势的国际人士”，“匪伪政权是愈来愈动摇，愈来愈混乱，愈来愈向着失败的道路迈进，不要为其表面‘外顺’的形势所迷惑。”
（编辑：霍诚/燕铭时评）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