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军医蒋彦永致信习近平吁主动为六四正名 六名高官联名提出要纠正六四错误 军政元老曾反对江泽民处置蒋彦永
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中共退休军医蒋彦永近期致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求为六四正名。蒋彦永曾在1989年抢救天安门事件伤者,并持续为六四正名奔走;2003年SARS期间更率先向外界披露中国大陆严重疫情。
蒋彦永致信习近平吁主动为六四正名
香港有线新闻台“有线新闻组”3月25日播出蒋彦永的专访, 当晚在facebook粉丝页发放访问蒋彦永的影片,在六四30周年之际,蒋彦永在今年两会期间曾去信习近平以及中共全国人大,希望他们主动解决六四问题,正确评价六四事件,以减少对社会带来的不安。
蒋彦永在访问中表示,六四问题最大的误区,就是中共不重视人的生命:“不把人的生命看成是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每个公民、干部、领导心中都清清楚楚的。”因为最高领导至今没有明确表态,所以绝大部分两会领导,至今仍然对此闭口不言。
蒋彦永在访问片段中说,他是医生,病人就算是被打死一个,他就觉得太可惜:“我说能这么打死一批(人)吗?另外,燕京(大学)教我们要讲真话,我给六四发的信我就这么写的。”
他认为六四事件,由最初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最后改为“政治风波”,就证明中共当初镇压是错误的。他强调,重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也可减少对社会带来的不安。
蒋彦永透露六名高官先后联名提出要纠正六四错误
蒋彦永直言,中共体制内一直都有声音,明确要求中央主动纠正对六四事件的做法。蒋彦永透露,2008年两会期间,有3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联名提出要纠正六四错误。2016年中共政协会议,中共政协副主席韩启德等3位领导,也都明确要求尽快纠正六四错误。
今年87岁的蒋彦永是中共退休军医,曾任中共解放军301总医院院长,拥有少将军衔。蒋彦永因为拒绝认同镇压,被迫在1993年退休,他与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等人一样,都是中共自由派元老。
蒋彦永多年来一直以不同方式致信中共领导人,要求正名六四,甚至疑似因此受到出境限制,但他仍认为,自己坚持发声是基于对人命的尊重。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蒋彦永曾在1990年代,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的信,但未引注意,直到2004年3月中国全国“两会”(人大、政协)期间,蒋彦永透过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向当局写信要求正名六四事件,呼吁将六四正名为“爱国运动”,才广为人知。
他更在信中证实,解放军在天安门事件时,使用达姆弹(Dumdum bullets,入身变形子弹)镇压民众的说法。
蒋彦永:六四事件中共军队使用国际禁止的开花弹
据中国信息中心网站公布的内容,蒋彦永2004年3月这封信是写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的。
他在信中首先指出:“一九八九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人民致伤致残。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十五年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八九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肇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接下来蒋彦永说出了六四事件发生时他亲眼目睹民众被中共军队枪杀的惨况。他说,他是解放军三0一医院的外科医生,八九年六四时是普通外科的主任。六月三日晚上,接到急诊室呼叫后赶到时,只见地上和床上躺着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人已经死亡,他们“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蒋彦永说,“我们院共有十八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十点多开始到半夜十二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七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蒋彦永说,送到三0一医院的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有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有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着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张大着嘴,挣扎着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着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蒋彦永并且透露,解放军当时开枪射杀民众使用的子弹,的确是外界曾指出的“开花弹”。他说,“约在十二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膊。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蒋彦永并且指出,解放军使用的这种开花弹,是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
此外,蒋彦永还披露,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是从五月十九日开始的,先进驻的部队在了解学生运动的真相后不愿参加镇压,于是在六月初,中共又从山东等地紧急调来其他部队,“那些部队中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地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
蒋彦永说,“六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例如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由于当时的院长秦伯益曾答应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送水,副院长唐佩弦则在清查时表示,“人民的军队,却对学生运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两人的职务都被取消,“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对此,蒋彦永说,“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
蒋彦永披露杨尚昆陈云的不同政见
蒋彦永在信中还令人惊讶地指出,1998年他在前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家,杨尚昆亲口告诉他,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蒋彦永还提到了前中共领导人陈云也曾写信制止对同情六四干部的处份,间接表示了反对对六四的处理。
蒋彦永在信中表示,“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决不会造成人心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蒋彦永最后说他已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
军政元老反对江泽民处置蒋彦永
“六四”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硬伤”,蒋彦永医生呼吁平反“六四”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揭了江泽民的伤疤,所以江很快派人把蒋彦永绑架了。但江泽民毕竟已经不是当年的江泽民,中共高层和军队对江抓蒋彦永不满,不久江只好把蒋彦永又放了出来。
有北京消息人士指出,被指下令拘禁蒋彦永的中央军委会主席江泽民,在事件中明显计算错误:他不但低估了蒋彦永在党军中的政治能量,也忽视了中共军队正正是最不想再跟六四扯上关系的一群的事实。
消息人士指出,这次要蒋彦永接受“思想教育”,主要是军委总政部,以及蒋老所属单位的政委,为了讨好江泽民而建议的,江泽民也以为这个方法可行,终于铸成大错。
据指出,蒋这次获得释放,主要不在国际压力,而在于军方的元老有人反对军法处置蒋彦永。在程序上,蒋彦永如果拒不认错,就得接受纪律处分,甚至要在军事法庭上审讯蒋彦永。可是,军方有元老明确指出,为了保障军队的声誉,军队断不可再跟六四扯上这种不该有的关系。在1989年六四后,军方跟百姓的关系一度陷入低点,军方故意不再重提镇压六四有功的“共和国卫士”,就是为了避免挑起中国百姓对军方反感。
据了解,假如江泽民真的严厉处置蒋彦永,必定会开罪杨尚昆和陈云的后人,江泽民对此不得不加以考虑。由于堂兄蒋彦士是国民党高官,蒋彦永本人是杨尚昆在两岸问题上的一个特别顾问,蒋彦永本人跟中共元老陈云等也有交情。这两点在蒋彦永要求为六四正名的信中都有提及。
身陷险境的蒋彦永虽然压力愈来愈大,但拒绝向当局认错。蒋彦永被扣后曾给家人两张字条,一张安慰家人不要担心,扬言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当前问题。而另一张字条则写于6月17日,当日是他儿子45岁生日,蒋老幽默地说:“给我留件蛋糕。”
在蒋彦永获释后,《华尔街日报》获得一篇蒋彦永在拘禁期间写的思想汇报。当中,蒋医生写道,“1989年,中共很像一名癌症病人,不动手术,马上就会死。”在这句模棱两可的说话中,中共官员总算找到一个下台阶。
中共官员声称,这是他“思想进步”的一个迹象,并以此为“下台阶”让蒋老获释;甚至连调查蒋医生的人,也表示“蒋老是一个好人”;似乎,这些执行调查的人,心中也是有所顾忌。为了解释当日要拘禁蒋老的决定,这批军方政委只好给蒋老扣上一顶“政治上极其天真”的帽子。
消息人士认为,蒋彦永获释,反映出江泽民对于军队,并非拥有绝对影响力。即使江泽民一口气提拔了十五位上将,但其他军政元老的意见,他依然要卖账;另一方面,一班误国小人为了讨好主子而作出的种种丑行,结果反而让他们的主子落得一个权威扫地的下场。
蒋彦永向外界公开中国大陆SARS疫情
除了主张为六四正名之外,蒋彦永最为人所知的,还包括在2003年向外界公开中国大陆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
当时,时任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开宣称,北京市SARS病例“只有12例,死亡3例”,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蒋彦永得知后,把掌握到包括解放军301医院与302医院、309医院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告诉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与香港凤凰卫视,却反映未果。
直到美国华尔街日报与时代杂誌获悉消息,主动找到蒋彦永,让他透过访问将中国大陆境内疫情公开。
由于蒋彦永的揭露,中国政府最终公开SARS防治工作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赴中国调查疫情时,病例数字与蒋彦永掌握的基本相似。
对于揭露SARS疫情一事,蒋彦永曾在接受陆媒访问时表示,50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深深体会到,“要讲真话、心裡话,虽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撰文:霍诚/燕铭时评)
蒋彦永致信习近平吁主动为六四正名
香港有线新闻台“有线新闻组”3月25日播出蒋彦永的专访, 当晚在facebook粉丝页发放访问蒋彦永的影片,在六四30周年之际,蒋彦永在今年两会期间曾去信习近平以及中共全国人大,希望他们主动解决六四问题,正确评价六四事件,以减少对社会带来的不安。
蒋彦永在访问中表示,六四问题最大的误区,就是中共不重视人的生命:“不把人的生命看成是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每个公民、干部、领导心中都清清楚楚的。”因为最高领导至今没有明确表态,所以绝大部分两会领导,至今仍然对此闭口不言。
蒋彦永在访问片段中说,他是医生,病人就算是被打死一个,他就觉得太可惜:“我说能这么打死一批(人)吗?另外,燕京(大学)教我们要讲真话,我给六四发的信我就这么写的。”
他认为六四事件,由最初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最后改为“政治风波”,就证明中共当初镇压是错误的。他强调,重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也可减少对社会带来的不安。
蒋彦永透露六名高官先后联名提出要纠正六四错误
蒋彦永直言,中共体制内一直都有声音,明确要求中央主动纠正对六四事件的做法。蒋彦永透露,2008年两会期间,有3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联名提出要纠正六四错误。2016年中共政协会议,中共政协副主席韩启德等3位领导,也都明确要求尽快纠正六四错误。
今年87岁的蒋彦永是中共退休军医,曾任中共解放军301总医院院长,拥有少将军衔。蒋彦永因为拒绝认同镇压,被迫在1993年退休,他与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等人一样,都是中共自由派元老。
蒋彦永多年来一直以不同方式致信中共领导人,要求正名六四,甚至疑似因此受到出境限制,但他仍认为,自己坚持发声是基于对人命的尊重。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蒋彦永曾在1990年代,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的信,但未引注意,直到2004年3月中国全国“两会”(人大、政协)期间,蒋彦永透过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向当局写信要求正名六四事件,呼吁将六四正名为“爱国运动”,才广为人知。
他更在信中证实,解放军在天安门事件时,使用达姆弹(Dumdum bullets,入身变形子弹)镇压民众的说法。
蒋彦永:六四事件中共军队使用国际禁止的开花弹
据中国信息中心网站公布的内容,蒋彦永2004年3月这封信是写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的。
他在信中首先指出:“一九八九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人民致伤致残。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十五年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八九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肇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接下来蒋彦永说出了六四事件发生时他亲眼目睹民众被中共军队枪杀的惨况。他说,他是解放军三0一医院的外科医生,八九年六四时是普通外科的主任。六月三日晚上,接到急诊室呼叫后赶到时,只见地上和床上躺着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人已经死亡,他们“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蒋彦永说,“我们院共有十八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十点多开始到半夜十二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七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蒋彦永说,送到三0一医院的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有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有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着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张大着嘴,挣扎着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着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蒋彦永并且透露,解放军当时开枪射杀民众使用的子弹,的确是外界曾指出的“开花弹”。他说,“约在十二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膊。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蒋彦永并且指出,解放军使用的这种开花弹,是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
此外,蒋彦永还披露,一九八九年北京戒严是从五月十九日开始的,先进驻的部队在了解学生运动的真相后不愿参加镇压,于是在六月初,中共又从山东等地紧急调来其他部队,“那些部队中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地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
蒋彦永说,“六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例如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由于当时的院长秦伯益曾答应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送水,副院长唐佩弦则在清查时表示,“人民的军队,却对学生运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两人的职务都被取消,“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对此,蒋彦永说,“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
蒋彦永披露杨尚昆陈云的不同政见
蒋彦永在信中还令人惊讶地指出,1998年他在前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家,杨尚昆亲口告诉他,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蒋彦永还提到了前中共领导人陈云也曾写信制止对同情六四干部的处份,间接表示了反对对六四的处理。
蒋彦永在信中表示,“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决不会造成人心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蒋彦永最后说他已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
军政元老反对江泽民处置蒋彦永
“六四”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硬伤”,蒋彦永医生呼吁平反“六四”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是揭了江泽民的伤疤,所以江很快派人把蒋彦永绑架了。但江泽民毕竟已经不是当年的江泽民,中共高层和军队对江抓蒋彦永不满,不久江只好把蒋彦永又放了出来。
有北京消息人士指出,被指下令拘禁蒋彦永的中央军委会主席江泽民,在事件中明显计算错误:他不但低估了蒋彦永在党军中的政治能量,也忽视了中共军队正正是最不想再跟六四扯上关系的一群的事实。
消息人士指出,这次要蒋彦永接受“思想教育”,主要是军委总政部,以及蒋老所属单位的政委,为了讨好江泽民而建议的,江泽民也以为这个方法可行,终于铸成大错。
据指出,蒋这次获得释放,主要不在国际压力,而在于军方的元老有人反对军法处置蒋彦永。在程序上,蒋彦永如果拒不认错,就得接受纪律处分,甚至要在军事法庭上审讯蒋彦永。可是,军方有元老明确指出,为了保障军队的声誉,军队断不可再跟六四扯上这种不该有的关系。在1989年六四后,军方跟百姓的关系一度陷入低点,军方故意不再重提镇压六四有功的“共和国卫士”,就是为了避免挑起中国百姓对军方反感。
据了解,假如江泽民真的严厉处置蒋彦永,必定会开罪杨尚昆和陈云的后人,江泽民对此不得不加以考虑。由于堂兄蒋彦士是国民党高官,蒋彦永本人是杨尚昆在两岸问题上的一个特别顾问,蒋彦永本人跟中共元老陈云等也有交情。这两点在蒋彦永要求为六四正名的信中都有提及。
身陷险境的蒋彦永虽然压力愈来愈大,但拒绝向当局认错。蒋彦永被扣后曾给家人两张字条,一张安慰家人不要担心,扬言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当前问题。而另一张字条则写于6月17日,当日是他儿子45岁生日,蒋老幽默地说:“给我留件蛋糕。”
在蒋彦永获释后,《华尔街日报》获得一篇蒋彦永在拘禁期间写的思想汇报。当中,蒋医生写道,“1989年,中共很像一名癌症病人,不动手术,马上就会死。”在这句模棱两可的说话中,中共官员总算找到一个下台阶。
中共官员声称,这是他“思想进步”的一个迹象,并以此为“下台阶”让蒋老获释;甚至连调查蒋医生的人,也表示“蒋老是一个好人”;似乎,这些执行调查的人,心中也是有所顾忌。为了解释当日要拘禁蒋老的决定,这批军方政委只好给蒋老扣上一顶“政治上极其天真”的帽子。
消息人士认为,蒋彦永获释,反映出江泽民对于军队,并非拥有绝对影响力。即使江泽民一口气提拔了十五位上将,但其他军政元老的意见,他依然要卖账;另一方面,一班误国小人为了讨好主子而作出的种种丑行,结果反而让他们的主子落得一个权威扫地的下场。
蒋彦永向外界公开中国大陆SARS疫情
除了主张为六四正名之外,蒋彦永最为人所知的,还包括在2003年向外界公开中国大陆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
当时,时任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开宣称,北京市SARS病例“只有12例,死亡3例”,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蒋彦永得知后,把掌握到包括解放军301医院与302医院、309医院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告诉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与香港凤凰卫视,却反映未果。
直到美国华尔街日报与时代杂誌获悉消息,主动找到蒋彦永,让他透过访问将中国大陆境内疫情公开。
由于蒋彦永的揭露,中国政府最终公开SARS防治工作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赴中国调查疫情时,病例数字与蒋彦永掌握的基本相似。
对于揭露SARS疫情一事,蒋彦永曾在接受陆媒访问时表示,50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深深体会到,“要讲真话、心裡话,虽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撰文:霍诚/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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