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三千字长文预测新一轮股灾正在酝酿 三天后A股三大股指齐跌 沪指跌下3000点
3月5日,百度认证的财经达人“凭栏欲言”提醒投资者虽然沪指周线八连阳,但是沪指却在酝酿新一轮股灾。3月8日,股市大跌。沪指跌4.40%,深成指跌3.25%,创业板指跌2.24%,似乎验证了“凭栏欲言”的预测。
以下是“凭栏欲言”的文章:
《沪指周线八连阳,新一轮股灾正在酝酿》
自进入2019年以来,A股扬眉吐气,沪指周线八连阳。
3月3日和5日,两会分别开幕,4日,A股高开,站上3000点整数关口,创逾八个月新高。
01
股票价格大方向说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一为情绪影响,二为基本面;
情绪狂热可推动资金进场,激发投机性对赌行为,推高价格。
基本面则是价值投资的理念,公司能赚钱才代表公司的投资价值,股票价值最终还是靠公司的基本面驱动。
股票价格中既包含了投机性因素影响,也包含了价值投资因素对价格的影响,两者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价格。
而两者的关系,却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投机性因素对股票价格的拉高,会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在公司基本面中,体现为基本面的改善,造成公司盈利的表象,却不一定是其核心业务的表现。
如同“核心CPI”与“CPI”的区别一般,或者股市价值投资的观测窗口,应建立在“核心基本面”之上。
而投机对赌是一种零和博弈,放大至国家整体来看,投机零和博弈因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互为抵消,国家整体的经济表现可视为股市刨去投机因素之后的“核心基本面“。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一说,也是建立在“核心基本面“的之上的。
中国城投债投资中流行有一种基本面分析派,根本不去分析关注城投企业,而着重对地区经济进行综合评价,或许可视为一种建立在“核心基本面”上的价值投资法。
而中国股市为何反映不了中国经济?
原因也很简单,股市偏离经济基本面的表现仅仅是因为投机因素过重。
仅此而已。
02
股市投机因素如此严重,在于情绪,情绪太容易被影响。
中国股市中有个说法,叫“韭菜记忆不超过三天“,说的就是股民情绪多么容易被影响。
这不应将其归结为人种、族群、文化等虚无缥缈的原因,而是因为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GDP分配比例过低。
在中国GDP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长期低于5成,2007年甚至低于4成。
需要注意的是劳动者报酬中含有社会保险等费用,劳动者报酬占比稳定的情况下社保费用增长过快代表工资性收入增长占比还在下降。
收入增长追不上经济增长,迭加社会保障不完善,房、教、医、老多重压力之下,财产性收入就会成为改善生活,提升阶层的希望所在。
负压之下的中国人是最勤劳的。
多数人也认为中国人是厌恶风险的,而事实上,中国人对风险厌恶程度怕远不如想像中高。
人人皆怕被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列车甩下车,只要有改善生活,提升阶层的机会,敢放胆来博的大有人在。
勤劳和胆量来自于压力。
钱越难赚,越是想通过金融资产投资来弯道超车,哪怕暂时的节衣缩食,心中总有个希望不是?
有需求就有市场,情绪完美的被利用起来。
2015-2017年,有人在买房致富,有人在卖房致富;
再往前,2014-2015,买股;
再往前,2009-2012,买房;
而2019年,散户在买股致富,股东在卖股致富。
然而…
拍卖场外花5块钱买了堆石头,有人想去拍卖场卖了他致富,有人想买了它致富。
竞拍开始;
5、6、10、20、50…
一路换手一路涨。
价格一路飙涨,石头还是那堆石头!
谁富了?怎么就富了?总财富增长了吗?
有人会说,石头本身是有价值的!
石头当然有价值,问题是,石头价值增加了吗?
恐怕石头的价值还降低了。
为何降低?
可以稍微思考下,后文解释。
后来,拍卖场里一帮人围着这堆价值降低了的石头,个个都觉得自己富了,嘿嘿嘿的笑着。
好像也不太好笑…
我笑点低。
03
一般认为股市的财富效应有两种影响;
1)个人财富及可支配收入随着股价上升而增加,因此,人们更愿意消费,从而促进消费。
2)个人压缩自身消费,将更多的财富投向股市以赚取回报,从而降低消费。
而事实上,在中国却主要是第二种效果发挥作用。
为何在中国第一种影响不能发挥作用?
或许存在某些不便说的原因,至少我尚未看到过有人给出解释。
原因即在于中国股市主要为投机性驱动,不由基本面驱动。
1990-2010年股市年化回报1.8%,几乎比任何一年的定存都低,不是投机谁会来玩?
而投机是零和游戏,放至个体来看有输有赢,,而以全国宏观来看,投机性对赌因素互为抵消后,财富实际没有增长。
自然,宏观上也没有促消费的作用,零和博弈之下,有人多消费了,就会有人少消费。
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的正是全国宏观数据,一路下滑的数据展现了在2014-2018房市、股市轮番暴增之下,财富效用中的促消费影响是如何失效的。
然而,投机性拉动之下,第一种影响不能发挥作用,第二种影响却仍然在发挥作用。
在2015开始,棚改货币化安置快速增加,房价暴涨,进入房市资金增加,房市的金融资产属性突出,其对消费的压制作用逐渐显现,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得到体现。
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2015年骤降至10.7%,2016年至10.4%,2017年至10.2%,2018年再次大幅下滑,至9%。
这也是石头价值降低的原因,财富效应的负面效果。
2019年初,笔者曾发文看跌汇率和股市,短短两个月,股汇皆表现出良好升势,多位朋友留言询问我是否看法改变,事实上,近期动向反而使我更加确认自己的观点。
这甚至已不需要去研究数据,因为相似的事件在房市刚刚发生过,市场总在证实或证伪,2018年的市场已经证实过,一个炒高的房市是如何驱使消费下滑的。
生产的目的就是消费,当消费被压缩,即为生产被压缩,经济基本面恶化。
2018年,全国实体亏损两万亿,这就是实体的现实,这就是实体的基本面。
历史总在重复(也未免太快)。
2019年,或许一个炒高的股市还会告诉你,他将如何通过压缩消费,影响经济基本面。
据闻,各路货币基金开始遭遇大规模赎回,用以投资股票,而场外配资也已从笼中放出。
事物皆具有两面性,一个兴旺的股票市场未必一定会对实体经济有帮助,重点在于其是基本面驱动的价值投资还是零和博弈的投机。
无论金融还是实体,其回报必然来自于实体,实体回报率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
所有的金融回报,最终必然要在实体身上索取。
基本面驱动的股市可以与实体相辅相成,并自实体身上得到应得的回报;
而投机性驱动的股市一边会通过压缩实体需求打压实体回报率,一边又需要从实体身上榨取足额回报,成为悖论。
悖论从诞生瞬间就开始酝酿又一轮的风暴。
且这轮风暴酝酿期,个人认为很难撑完二季度。
正如发烧带来的难受未必是对身体有害,那只是一个激发白细胞清楚细菌的过程。
加息也未必是损害实体,可能只是清理实体身上的细菌,降息也不一定对实体经济有帮助,重点看是否有助于实体回报率攀升。
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也不重要,中国间接融资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存在即合理,重要的还是实体回报率。
没有回报率管你是直接还是间接融资都有风险,风险承担人不同而已,由银行转变为二级市场股民而已。
单从中国历史来讲,中国1993年所处境况与现时颇有相似度,已经有过较为成功的处理经验,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朱镕基通过加息紧缩使中国本身危机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清除,从而奠定了1997年后率先反弹的基础,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下了根基。
再回到经济本身,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实体回报下滑问题。
而实体经济就是分工和交换的问题,短期内分工效率未必能上个大台阶,但提高交换效率却仍有很大空间,具有很多着力点。
例如,英国在1760年时即存在大量收费公路,称之为有税道路。
而道路之设,原为便利商业运输,提高交换效率;
假使通行税不断增加,便商之举便会成为累商之举,交换效率反趋下滑,进而拖累商业生产。
至现代,英国收费公路数量已极少,趋势也已扩展至整个西方世界。
而据说,目前世界上70%以上的收费公路都在中国。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曾经做了一个实验,同一车货物,委托物流公司运送,从广州至北京运输成本超过从广州至到美国。
(编辑:霍诚/燕铭时评)
以下是“凭栏欲言”的文章:
《沪指周线八连阳,新一轮股灾正在酝酿》
自进入2019年以来,A股扬眉吐气,沪指周线八连阳。
3月3日和5日,两会分别开幕,4日,A股高开,站上3000点整数关口,创逾八个月新高。
01
股票价格大方向说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一为情绪影响,二为基本面;
情绪狂热可推动资金进场,激发投机性对赌行为,推高价格。
基本面则是价值投资的理念,公司能赚钱才代表公司的投资价值,股票价值最终还是靠公司的基本面驱动。
股票价格中既包含了投机性因素影响,也包含了价值投资因素对价格的影响,两者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价格。
而两者的关系,却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投机性因素对股票价格的拉高,会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在公司基本面中,体现为基本面的改善,造成公司盈利的表象,却不一定是其核心业务的表现。
如同“核心CPI”与“CPI”的区别一般,或者股市价值投资的观测窗口,应建立在“核心基本面”之上。
而投机对赌是一种零和博弈,放大至国家整体来看,投机零和博弈因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互为抵消,国家整体的经济表现可视为股市刨去投机因素之后的“核心基本面“。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一说,也是建立在“核心基本面“的之上的。
中国城投债投资中流行有一种基本面分析派,根本不去分析关注城投企业,而着重对地区经济进行综合评价,或许可视为一种建立在“核心基本面”上的价值投资法。
而中国股市为何反映不了中国经济?
原因也很简单,股市偏离经济基本面的表现仅仅是因为投机因素过重。
仅此而已。
02
股市投机因素如此严重,在于情绪,情绪太容易被影响。
中国股市中有个说法,叫“韭菜记忆不超过三天“,说的就是股民情绪多么容易被影响。
这不应将其归结为人种、族群、文化等虚无缥缈的原因,而是因为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GDP分配比例过低。
在中国GDP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长期低于5成,2007年甚至低于4成。
需要注意的是劳动者报酬中含有社会保险等费用,劳动者报酬占比稳定的情况下社保费用增长过快代表工资性收入增长占比还在下降。
收入增长追不上经济增长,迭加社会保障不完善,房、教、医、老多重压力之下,财产性收入就会成为改善生活,提升阶层的希望所在。
负压之下的中国人是最勤劳的。
多数人也认为中国人是厌恶风险的,而事实上,中国人对风险厌恶程度怕远不如想像中高。
人人皆怕被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列车甩下车,只要有改善生活,提升阶层的机会,敢放胆来博的大有人在。
勤劳和胆量来自于压力。
钱越难赚,越是想通过金融资产投资来弯道超车,哪怕暂时的节衣缩食,心中总有个希望不是?
有需求就有市场,情绪完美的被利用起来。
2015-2017年,有人在买房致富,有人在卖房致富;
再往前,2014-2015,买股;
再往前,2009-2012,买房;
而2019年,散户在买股致富,股东在卖股致富。
然而…
拍卖场外花5块钱买了堆石头,有人想去拍卖场卖了他致富,有人想买了它致富。
竞拍开始;
5、6、10、20、50…
一路换手一路涨。
价格一路飙涨,石头还是那堆石头!
谁富了?怎么就富了?总财富增长了吗?
有人会说,石头本身是有价值的!
石头当然有价值,问题是,石头价值增加了吗?
恐怕石头的价值还降低了。
为何降低?
可以稍微思考下,后文解释。
后来,拍卖场里一帮人围着这堆价值降低了的石头,个个都觉得自己富了,嘿嘿嘿的笑着。
好像也不太好笑…
我笑点低。
03
一般认为股市的财富效应有两种影响;
1)个人财富及可支配收入随着股价上升而增加,因此,人们更愿意消费,从而促进消费。
2)个人压缩自身消费,将更多的财富投向股市以赚取回报,从而降低消费。
而事实上,在中国却主要是第二种效果发挥作用。
为何在中国第一种影响不能发挥作用?
或许存在某些不便说的原因,至少我尚未看到过有人给出解释。
原因即在于中国股市主要为投机性驱动,不由基本面驱动。
1990-2010年股市年化回报1.8%,几乎比任何一年的定存都低,不是投机谁会来玩?
而投机是零和游戏,放至个体来看有输有赢,,而以全国宏观来看,投机性对赌因素互为抵消后,财富实际没有增长。
自然,宏观上也没有促消费的作用,零和博弈之下,有人多消费了,就会有人少消费。
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的正是全国宏观数据,一路下滑的数据展现了在2014-2018房市、股市轮番暴增之下,财富效用中的促消费影响是如何失效的。
然而,投机性拉动之下,第一种影响不能发挥作用,第二种影响却仍然在发挥作用。
在2015开始,棚改货币化安置快速增加,房价暴涨,进入房市资金增加,房市的金融资产属性突出,其对消费的压制作用逐渐显现,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得到体现。
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2015年骤降至10.7%,2016年至10.4%,2017年至10.2%,2018年再次大幅下滑,至9%。
这也是石头价值降低的原因,财富效应的负面效果。
2019年初,笔者曾发文看跌汇率和股市,短短两个月,股汇皆表现出良好升势,多位朋友留言询问我是否看法改变,事实上,近期动向反而使我更加确认自己的观点。
这甚至已不需要去研究数据,因为相似的事件在房市刚刚发生过,市场总在证实或证伪,2018年的市场已经证实过,一个炒高的房市是如何驱使消费下滑的。
生产的目的就是消费,当消费被压缩,即为生产被压缩,经济基本面恶化。
2018年,全国实体亏损两万亿,这就是实体的现实,这就是实体的基本面。
历史总在重复(也未免太快)。
2019年,或许一个炒高的股市还会告诉你,他将如何通过压缩消费,影响经济基本面。
据闻,各路货币基金开始遭遇大规模赎回,用以投资股票,而场外配资也已从笼中放出。
事物皆具有两面性,一个兴旺的股票市场未必一定会对实体经济有帮助,重点在于其是基本面驱动的价值投资还是零和博弈的投机。
无论金融还是实体,其回报必然来自于实体,实体回报率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
所有的金融回报,最终必然要在实体身上索取。
基本面驱动的股市可以与实体相辅相成,并自实体身上得到应得的回报;
而投机性驱动的股市一边会通过压缩实体需求打压实体回报率,一边又需要从实体身上榨取足额回报,成为悖论。
悖论从诞生瞬间就开始酝酿又一轮的风暴。
且这轮风暴酝酿期,个人认为很难撑完二季度。
正如发烧带来的难受未必是对身体有害,那只是一个激发白细胞清楚细菌的过程。
加息也未必是损害实体,可能只是清理实体身上的细菌,降息也不一定对实体经济有帮助,重点看是否有助于实体回报率攀升。
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也不重要,中国间接融资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存在即合理,重要的还是实体回报率。
没有回报率管你是直接还是间接融资都有风险,风险承担人不同而已,由银行转变为二级市场股民而已。
单从中国历史来讲,中国1993年所处境况与现时颇有相似度,已经有过较为成功的处理经验,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朱镕基通过加息紧缩使中国本身危机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清除,从而奠定了1997年后率先反弹的基础,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下了根基。
再回到经济本身,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实体回报下滑问题。
而实体经济就是分工和交换的问题,短期内分工效率未必能上个大台阶,但提高交换效率却仍有很大空间,具有很多着力点。
例如,英国在1760年时即存在大量收费公路,称之为有税道路。
而道路之设,原为便利商业运输,提高交换效率;
假使通行税不断增加,便商之举便会成为累商之举,交换效率反趋下滑,进而拖累商业生产。
至现代,英国收费公路数量已极少,趋势也已扩展至整个西方世界。
而据说,目前世界上70%以上的收费公路都在中国。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曾经做了一个实验,同一车货物,委托物流公司运送,从广州至北京运输成本超过从广州至到美国。
(编辑:霍诚/燕铭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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